地，在李老栓近乎自残般的拼命下，总算勉强刨出了一小片能下种的松软土垄。虽然距离全部耕完还遥遥无期，但节气不等人，最先解冻的、向阳的坡地必须尽快把种子播下去。
于是，家庭的重心，瞬间转移到了那包被视若性命的种子上。
妇人从墙角一个老鼠几乎不可能钻进去的墙洞深处，取出了那个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的破布包。她的动作小心翼翼，神情庄重得近乎神圣，仿佛手中捧着的不是植物的种子，而是家族延续的命脉。
布包被一层层打开，最终露出里面那些干瘪、瘦小、颜色各异的种子。主要是麦种，还有一些粟米和豆种。数量少得可怜。而且很多种子看起来就发育不良，干瘪皱缩，让人怀疑它们是否还有生命力。
这就是去年从那可怜的收成中，牙缝里省下来、一粒粒挑选出来的全部希望。每一颗，都浸透着去年夏天的汗水和秋天的心酸。
“就这么点了…”妇人看着这些种子，声音里带着哭腔，手微微颤抖。这点种子，就算全部成活，收成也远远不够交租和糊口。但即便如此，它们也是活下去的唯一凭仗。
如何播种，成了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
全部种下去？万一遇到春旱、虫灾、或者任何不测，那就是血本无归，下半年彻底断绝希望。 留一部分？留多少？万一春天顺利，留下的种子就浪费了，同样会减少收成。
这是一个关乎生存概率的残酷赌局。
李老栓蹲在地上，看着那点可怜的种子，眉头拧成了疙瘩，黝黑憔悴的脸上满是挣扎。他伸出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指，极其轻柔地拨弄着那些种子，仿佛在掂量着全家人的性命。
最终，他咬了咬牙，做出了决定：“种…八成！剩下的…两成…留下！”
这是他能做出的、最保守也最冒险的决定。种下八成，赌一个正常的年景。留下两成，作为最后保命的底线，万一春播失败，至少还有一点重新来过的机会，或者实在熬不下去时，还能煮了当救命粮。
妇人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她拿出一个小破陶罐，极其小心地将那预留的两成种子——更少得可怜的一小撮——单独装起来，再次藏回那个墙洞深处。那动作，像是在安置一件传国玉玺。
剩下的八成种子，需要经过最后一道处理——浸种。这是祖辈传下来的经验，用清水浸泡种子，能促使它发芽，提高出苗率。虽然李根柱建议用温水效果更好，但家里根本没有持续加热温水的条件，只能用冰冷的雪水。
妇人找来一个破碗，盛上清水，将那些珍贵的种子轻轻放进去。这个过程必须快，浸泡时间不能太长，否则种子会烂掉，也不能太短，否则没效果。她全神贯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仿佛在完成一项极其精密的仪式。
李根柱躺在板铺上，看着父母对待种子那近乎虔诚的态度，心中感慨万千。在现代社会，种子不过是超市里论袋卖的普通商品，而在这里，每一颗都重若千钧，承载着一个家庭生死存亡的全部希望。这种对土地的依赖，对粮食的敬畏，是生活在工业文明中的人难以真正体会的。
浸泡好的种子被捞出来，稍微晾干。真正的播种时刻到了。
这天，天气难得的晴好，阳光晒在身上有了些许暖意。李老栓和妇人像是要奔赴战场一样，神情肃穆。李老栓用一个大一点的破瓦片盛着那些浸泡过的种子，妇人则跟在他身后。
来到地里，李老栓深吸一口气，弯下腰，开始点种。
他的动作极其小心，甚至可以说笨拙。先用手指在松软的土垄上戳一个小坑，深度要合适，不能太深，否则苗出不来，不能太浅，否则种子会被鸟吃掉或者干死。然后，他从瓦片里捏起一到两粒种子——绝不多放，浪费不起——轻轻放入坑中，再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拨土覆盖，轻轻压实。
每一个动作，都缓慢而专注，倾注了他全部的心力和希望。阳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汗水很快浸透了他那件破旧的单衣，但他浑然不觉。
妇人跟在后面，负责检查有没有盖好土，有没有漏掉的坑，同时警惕地注视着天空和四周——提防着那些同样饿疯了的鸟雀下来啄食。她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树枝，随时准备挥舞驱赶。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对手是贫瘠的土地、莫测的老天、以及所有可能觊觎这点希望的生物。
狗剩也来了，他的任务是负责“吓唬”。在地头立一个剪刀简单的草人，或者时不时敲打一下破瓦盆，发出点声响，惊走鸟雀。
整个过程，没有人说话，气氛庄重而压抑。每一次弯腰，每一次点种，都像是在进行一场神圣的祈祷。
李根柱也被这种气氛感染，心中默默祈祷着，祈祷风调雨顺，祈祷种子发芽，祈祷能有一个好收成——尽管他知道，在这个小冰河时期，风调雨顺本身就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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