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牌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在明朝的行政体系里，“司”这个字是有讲究的。县衙里有“六房”——吏、户、礼、兵、刑、工，那叫“房”。府衙里才叫“司”，比如“经历司”、“照磨司”。再往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那是省级衙门。
现在李根柱要在无名谷挂个“军政司”的牌子，说好听点是“建制升级”，说难听点……有点僭越。
但李根柱不管这些。
“咱们现在拥有四个庄子人口三千多人，八百战兵。”他在议事堂说，“再叫‘营务会’，像不像个草台班子？”
众人点头。确实，以前人少，叫什么都行。现在地盘大了，人马多了，该有个正经名号了。
“就叫‘军政司’。”李根柱拍板，“管军，也管民。下设各房，各司其职。”
名字定了，接下来是匾额。
孙寡妇主动请缨：“我来写。”
“你会写字？”李根柱惊讶。
她还真写了。
找周木匠要了块木板——是从黑风岭带出来的上好松木，原本想打家具的。刨平，打磨，刷上黑漆。孙寡妇握着笔，蘸着锅底灰调的墨，一笔一画写。
第一遍，“政”字写歪了。
第二遍，“军”字少了一横。
第三遍，“司”字写得像“可”。
孙寡妇气得把笔一扔：“不写了！什么破玩意儿！”
最后还是李凌接的活。这个前秀才、前县衙书吏，规规矩矩写了三个柳体大字：“军政司”。字不算顶尖，但方正端庄，有股子衙门气。
“好字。”李根柱点头，“就它了。”
可挂哪儿呢？
无名谷没有正经房子，最大的石洞是议事堂，但洞口凹凸不平，没法挂匾。最后是周木匠想了个办法：在洞口搭个简易门楼，两根木柱，一根横梁，匾挂横梁上。
门楼搭了三天。这期间，山谷里所有人都在议论这块匾。
老兵们觉得多余：“挂不挂牌子，仗不照样打？饭不照样吃？”
新人们却觉得新鲜：“咱们也有衙门了？”
书生们最激动，他们围着未完工的门楼转悠，讨论该用什么礼仪，要不要祭告天地，要不要请个司仪。
“简单点。”李根柱说，“挂上，说两句，完事。”
五月初八，黄道吉日。
这天早上，山谷里的人都被集合到议事堂前。八百多人，黑压压站了一片。门楼已经搭好，匾用红布盖着，在晨光里格外显眼。
李根柱站在门楼前，看了看众人，开口第一句是：“我知道，有人觉得这块牌子没用。”
台下安静。
“是啊，牌子不能当饭吃，不能挡刀枪。”他继续说，“但牌子是什么？是名分，是规矩，是告诉所有人——咱们星火营，不是土匪，不是流寇，是正经要干事的队伍！”
他走到匾前，抓住红布一角：“从今天起，咱们有衙门了。衙门干什么？管军，练兵，打仗；管民，分田，收粮；管司法，审案，断事。所有事，按规矩来，按章程办。”
红布扯下。
“军政司”三个大字露出来，在晨光下泛着乌光。
人群里响起掌声——起初稀稀拉拉，后来连成一片。连那些觉得多余的老兵，也拍了几下手。毕竟，看着自家有块正经匾额，心里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挂牌仪式很简单，李根柱说完，孙寡妇说，王五说，然后散会。
但仪式后的事情，就不简单了。
第一件事：设“房”。
按李根柱的规划，军政司下设五房：军务房（孙寡妇主管）、民政房（陈元主管，虽然人在绥德州，先空缺）、刑房（李凌暂代）、工房（周木匠主管）、粮房（王五暂代）。
每房设主事一人，书吏两人。所有文书往来，都要盖“军政司”大印——印是张铁锤连夜刻的，青石材质，刻得粗糙，但能用。
第二件事：定章程。
以前也有规矩，但零散。现在要系统化，写成条文。李凌带着几个书生忙活了三天，拿出第一版《军政司暂行章程》，一共三十七条。从粮草分配、军功评定，到田亩划分、案件审理，都写了。
“太细了。”孙寡妇翻了几页就头疼，“打仗时哪记得住这么多？”
“不是让打仗时记。”李凌解释，“是让办事的人有据可依。比如有人偷粮，该罚多少？打军棍还是扣口粮？以前凭队长一句话，现在按章程来，谁也没话说。”
第三件事：挂牌办公。
五房各分一个石洞，洞口挂小木牌：军务房、民政房……虽然石洞里还是草垫子、破桌子，但至少像个衙门样了。
挂牌第一天，就有人来“告状”。
是个新收编的队员，叫刘三，告同队的王四偷他半块饼。
“以前这种事，”李根柱对李凌说，“队长骂一顿，最多打两棍。现在你处理，按章程。”
李凌翻开章程，找到“窃盗”条：“窃取他人财物，价值不足一升粮者，罚劳役一日，赔偿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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