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天还没亮，延安府四大粮仓外就排起了长龙。
百姓们扶老携幼，背着口袋、挎着篮子，有的甚至推着独轮车。队伍从仓门蜿蜒到街尾，又从街尾拐进小巷，黑压压一片，望不到头。
但秩序出奇地好。
因为冯友德提前做了三件事：第一，按街区划分领粮时段，避免拥挤；第二，每个领粮点设“秩序监督”，由民事司文书生和本地推举的老人共同负责；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告示上写得明明白白：“按实人实口发放，童叟无欺。凡冒领、重领、插队者，取消资格，并罚劳役。”
辰时正（早上七点），开仓。
第一个领粮的是个瞎眼老太，由孙女搀着。登记台后坐着春妮，她接过老太的户牌：“王刘氏，西街三巷七号，家中两口人，对吧？”
老太颤巍巍点头：“对，对……就俺和孙女。”
“按每人一斗，共两斗。”春妮在账册上记下，对旁边喊道，“七号柜，王刘氏，粟米两斗！”
仓库里，石头带着十几个年轻文书，按编号分区管粮。听到喊声，七号柜的文书立刻量出两斗黄澄澄的粟米，倒进老太带来的布袋里。
孙女接过粮袋，掂了掂，忽然哭了：“奶奶，是满的！真是满斗！”
老太摸索着抓了把米，凑到鼻子前闻，老泪纵横：“新米……是新米啊！崇祯四年发赈济，领的是霉米掺沙，吃死过人啊……”
这话引起队伍一阵骚动。有老汉叹气：“那年领赈济，三斗米里淘出半斗石子！”
春妮提高声音：“乡亲们放心！北山开仓，一不掺沙，二不短秤，三不要钱！大伙儿互相监督，有问题的，当场指出来！”
这话像定心丸。队伍安静下来，只听见量米的“哗啦”声和百姓压抑的抽泣声。
发到午时，出了第一桩纠纷。
一个油滑汉子，拿着两块户牌来领粮，说是帮邻居捎带。监督的老人认得他：“赵四，你邻居王瘸子腿断了，咋不自己来？”
赵四支吾：“他……他托我的！”
正好王瘸子的儿子气喘吁吁跑来：“赵四叔！俺爹的户牌咋在你那儿？俺爹说了，粮得自己领！”
真相大白。赵四想冒领。按规矩该取消资格，但春妮看他衣衫褴褛，低声问监督老人：“他家情况怎样？”
老人叹道：“赵四也是苦命人，老娘瘫着，媳妇跟人跑了，有个六岁娃娃。就是爱贪小便宜……”
春妮想了想，对赵四道：“冒领按律该罚。但念你初犯，又是为家里孩子——这样，粮你可以领，但要去城西修墙工地干三天活抵过，管饭。愿意不？”
赵四涨红了脸，最终低头：“愿意……谢姑娘。”
这事传开，百姓更信服了——既讲规矩，又通人情。
发粮现场，还来了个特殊“观众”：被关在囚车里的张知府。
冯友德特意让人把他拉到粮仓对面，让他“看看北山怎么放粮”。张知府起初梗着脖子不看，但听着那一斗斗实实在在的倒粮声，听着百姓的哭声和感谢声，他终于忍不住转头。
他看见一个老汉领到粮后，跪在地上冲仓门磕头；看见妇人把领到的米小心倒进孩子的衣兜；看见半大少年领了粮，飞奔回家，边跑边喊：“娘！有米了！真有米了！”
这些场景，张知府为官七年，从未见过。他主持过三次赈济，每次都是胥吏层层克扣，百姓领到的不是霉米就是半斗。他甚至听过下属得意地汇报：“大人，这次发粮，咱们省下三百石……”
“省”下的三百石，进了谁的腰包？张知府心里清楚。
囚车旁，一个认得他的老书生经过，叹道：“张大人，您看见了吗？这才是赈济啊。您那会儿发粮，得先给胥吏塞钱才给足秤……”
张知府闭上眼，冷汗涔涔。
发粮持续到傍晚。清点账目：全天发放粮食两千四百石，惠及两万四千人。按计划，需连发五日，才能覆盖全城及周边饥民。
但冯友德发现一个问题：来领粮的百姓，大多面黄肌瘦，很多是长期半饥饿状态。每人一斗粮，只够十天半月，之后怎么办？
他把忧虑报给李根柱。李根柱正在看侯七截获的官军粮队清单，闻言抬头：“那就不是发粮，是分田。”
他摊开地图：“延安府周边有官田、学田、屯田、抄没的贪官田，加起来不下十万亩。咱们按‘租不过三’重定租约，招佃耕种；无地农民，可分新垦荒田。”
“可眼下是十月，种不了粮啊。”
“所以先以工代赈。”李根柱早有筹划，“修城墙、疏水渠、铺道路、建学堂——凡是公共工程，都招民工，日给粮一升。这样既养活了百姓，又建设了城池，一举两得。”
冯友德眼睛亮了：“此法大善！老夫这就拟章程。”
正说着，石头兴冲冲跑来：“司正！冯先生！咱们清点府仓时，发现夹层！”
“什么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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