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番禺区，一栋略显老旧的三层民居楼内，黄明亮家住在二层。
自从胸前别上了那枚刻着编号的红星厂厂徽，揣着那本红彤彤的工作证从宁北总部学习归来后，黄明亮感觉自己的人生，豁然开朗，连呼吸都带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踏实。
以前，他在街坊邻居、三姑六婆的眼里，是个什么形象？
高中毕业，没个正经工作，整天在火车站、码头“混世界”，靠着点小聪明和脸皮厚，挣点不上台面的“辛苦钱”。
虽然脑子活络，偶尔也能给家里捎回些稀罕水果、便宜电子表，但终究是不是长久之计。
父母没少为他叹气，在邻居面前也总觉得矮了一头。
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明亮仔，食咗饭未啊？”楼下开小卖部的阿婆，以前见他顶多点点头，现在老远就笑着打招呼。
“阿亮，听说你进了大单位？还是国营的？厉害喔！”以前一起在火车站揽活，暗地里较劲的同伴，语气里也带上了羡慕和一丝讨好。
“黄家小子这下可出息了！是正儿八经的军工厂！铁饭碗！”这是母亲在菜市场遇到老街坊时，对方带着由衷的赞叹。
“国企员工”，“军工厂”，这两个词在广州这个商品经济意识觉醒最早的地方，依然拥有着无与伦比的份量和光环。
它代表的不仅仅是稳定的收入和福利，更是一种国家的保障。
叫吃“皇粮”！
这段时间以来，黄家父母走在巷子里，腰杆都挺直了不少，脸上常年萦绕的那丝愁云也消散了。
当然了，也并非所有的街坊邻居都看好黄明亮，也夹杂着一些怀疑和妒忌。
“诶，你说他那个什么办事处，就两个人？一个主任，一个司机？这算哪门子单位？”
“就是，我看他每天也没干啥正事啊，不就是到处晃悠，跟人喝茶聊天，看看报纸，记点东西？这也能叫工作？”
“怕不是个皮包公司吧？挂着国营的名头……”
“军工厂？卖电视机的军工厂？没听说过啊……”
这些议论，或多或少传到黄明亮耳朵里。
他听了，心里有些不忿，但更多的是无奈。
他没法跟这些街坊邻居详细解释什么叫“市场信息收集”，什么叫“客户关系维护”，什么叫“物流协调前置”。
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工作就应该是在车间里开机床、在田里挥锄头，在办公室里写写算算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干活”。
像他这样，看似“游手好闲”，却能拿固定工资，实在有些难以理解。
黄明亮只能把这些憋屈压在心里，更加努力地去完成林默交代的任务。
他每天早早来到办事处，打扫卫生，整理文件，然后就开始他就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各大百货商场，电器行。
记录不同品牌电视机的价格，促销活动，去码头，货运站打听最新的航运信息和仓储价格，
与一些初步建立起联系的本地小商贩，运输队头头喝茶，从他们那里了解市面上流传的各类商业信息和政策风声，定期给已签约的汉斯先生发传真，沟通货物生产进度，确认发货安排……
他知道林默看重他，就是看重他对本地情况的熟悉和这股子钻营的劲头。
这天上午，几辆挂着军牌覆盖着厚重绿色篷布的解放牌CA141大货车，带着低沉轰鸣，缓缓驶入了这条平日里只有自行车和行人穿梭的狭窄巷道，最终稳稳地停在了红星厂办事处所在的那栋民居楼下。
庞大的车身几乎堵住了半边巷子，立刻引来了左邻右舍的围观。孩子们兴奋地围着车轮转悠，大人们则纷纷从窗户，或放下手中的活计聚拢过来，好奇地张望着。
“做咩啊？咁大阵仗？（干什么啊？这么大阵仗？）”
“还是个军牌，是军车啊？来我们这里做什么？”
“是不是找黄家那个仔的？他那个单位……不是说是军工厂吗？”
“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在街坊邻居的议论声中一岁穿着崭新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胸前厂徽擦得锃亮的黄明亮，带着司机阿强，精神抖擞地从办事处小跑出来。
他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货物清单：
“各位师傅辛苦了！”
黄明亮用带着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对从驾驶室跳下来的带队干部和司机们说道，“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在楼上临时仓库，麻烦大家帮忙装卸一下！”
“没问题，黄主任！”带队干部显然提前得到过交代，对黄明亮很是客气。
随着篷布被掀开，车厢门打开，搭好跳板，一件件用硬纸箱精心包装，外面印着鲜明“红星”商标和电视机轮廓图案的货物，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从二楼办事处旁边的临时小仓库里搬运出来，再整齐地码放进军车宽大的货厢里。
纸箱上是清晰的文字和图案：
“红星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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