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幡在杜府门前飘了七日。
京城泾原节度使的宅邸，此刻白茫茫一片，像是落了一场不合时节的雪。门前的石狮子脖子上系着白布，朱漆大门上贴着讣告，来往的仆从皆身着素服，步履匆匆却不敢发出声响——整座宅院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死寂之中，只有风吹动灵幡的哗啦声，一下一下，像某种不祥的节拍。
杜茂源站在正堂的灵位前，背对着满堂的宾客。
没有人敢上前与他说话。
这位泾原节度使今日没有穿官服，一身素白的麻衣，腰间的革带上也没有任何装饰。他的头发似乎在一夜之间白了大半，原本挺直的脊背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松——外表还立着，内里已经空了。
“大人。”管家杜安小心翼翼地凑上前，“樊郎君到了。”
杜茂源的身体微微一僵。
他没有转身，只是从喉咙里挤出四个字：“让他进来。”
樊义山站在杜府门外，抬头看着那块写着“杜府”二字的匾额，匾额上挂着白绸，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他的表情很平静，内里却心绪复杂。
三个月前，他第一次站在这里时，是被押进来的——两个家丁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胳膊，把他像扔一只待宰的鸡一样扔进了杜府偏院。那时候他满身尘土，官服皱巴巴的，脑袋里嗡嗡作响，全是恩师令狐良去世的消息。
那天他喊了一夜，嗓子喊哑了，也没有人放他出去。
“樊兄。”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不轻不重，恰好在风声中清晰可闻。
樊义山转过头，看见令狐曲站在三步之外。
令狐曲今日穿了一身月白色的长衫，腰间系着一条素色的带子，既不张扬也不寒酸，恰如其分地表达着“来吊唁”的体面。他的面容清俊，眉眼间带着令狐家人特有的那种温和与疏离，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又像只是习惯性的表情。
樊义山看着他，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
令狐曲。
这个名字在他心里压了三个月，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坠在最深处。他曾无数次设想过再见到令狐曲的场景——也许是在朝堂上，两人隔着人群遥遥相望，然后各自别过脸去；也许是在某次宴会上，觥筹交错间彼此假装不认识；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他唯独没有想过，令狐曲会主动来找他。
“听说杜家娘子出了事，我猜你一定会来。”令狐曲走上前，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你我昔日在荥阳，同吃同住，同窗苦读，虽非血亲，却亲如手足，兄与杜家娘子的婚事，我虽多有不满，但如今……逝者为大，况你与她确有婚约在身，你来吊唁是人之常情，我陪兄来吊唁，亦是正理。”
樊义山将令狐曲的每个字都听在耳朵里，三月前，他还在恩师的丧礼过后，痛骂于他，骂他是背恩负义、贪图富贵之徒，时隔三月，竟通情达理得像换了个人，让他好不习惯。
见樊义山沉默着，不知所措，令狐曲叹息了一声，说道：“我不该因家父之死，迁怒于你，他老人家的死，与你无关，是人寿已尽。至于你未能送他老人家出殡，亦是杜茂源仗势欺人，以婚事相逼，你不答应他，他便不会放你走。说起来，你与杜娘子有了婚约，还是因为你要去参加家父丧礼，不得已而答应的……”
令狐曲一桩一桩说来，终于是把自己说通了。
樊义山的心口猛地一酸。
樊义山与令狐曲的渊源，要追溯到荥阳。
那一年樊义山十四岁，父亲过世已四年，家道中落，他与寡母相依为命，靠替人抄书、舂米度日。他虽贫寒，却生性聪颖，尤擅古文，在荥阳一带小有名气。
令狐曲第一次听说“樊义山”这个名字，是从父亲令狐良口中。
那日令狐良从外面回来，兴致勃勃地对他说：“今日在街上遇见一个少年，替人抄书，我看了几页，文采斐然。问他师承，说是自学的。这样的人才，埋没在市井里，太可惜了。”
令狐曲便来了兴致：“父亲不如把他领回家来，与我一道读书，如何？”
次日，令狐良亲自登门，将樊义山带回府中。
令狐曲还记得樊义山第一天到府里的样子——瘦得像根竹竿，衣服洗得发白，袖口还打着补丁，但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像是深秋的星子。他站在令狐家气派的门廊下，不卑不亢，拱手行礼，声音清朗：“学生樊义山，见过先生。”
令狐良将他安排在与令狐曲相邻的书房里，让两人一同读书、一同习文。
令狐曲比樊义山略小两岁，对刻苦用功的樊义山天然有股子好感，这个穷小子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东西——不服输的韧劲。抄书到三更，天不亮又起来背书；一篇骈文改七八遍，改到自己满意了才肯交；练字练得手指磨出茧子，用布缠一缠，继续写。
“你不累吗？”令狐曲有一次问他。
樊义山笑了笑，云淡风轻说道：“累。但比起舂米，写字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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