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补天绣保护与传承项目正式立项。
启动仪式安排在苏州博物馆的一间小型会议室里。参加的人不多——除了星遥和沈砚，还有苏州博物馆的陈主任——他已经退休了，但被特邀作为项目顾问——工艺美术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以及三位受邀的老绣娘。顾安安没有出席，她提前跟沈砚说好了，她不愿意站在台前，只愿意在后面做实际的工作。沈砚尊重她的意愿，没有勉强。
会议由沈砚主持。他站在会议室前方，用简洁清晰的语言介绍了项目的背景、目标和实施计划。他的表达流畅而自信，条理分明，重点突出，完全没有第一次主持这种场合的生涩和紧张。星遥坐在角落里，看着他主持会议的样子，心中涌起一种混合着欣赏和骄傲的情绪——她认识他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以这样一种专业而从容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介绍完毕后，进入了讨论环节。几位参会者提出了各种问题和建议——关于资金来源，关于传承人的选拔标准，关于与现有文物保护体系的衔接等等。沈砚一一作答，对于暂时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也坦诚地记录下来，承诺会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回应和解决。他的态度诚恳而专业，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可和尊重。
会议结束后，陈主任走到沈砚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小伙子，不错。你母亲要是能看到今天这一幕，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沈砚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沉默了片刻，才抬起头来，说了一声：“谢谢您，陈主任。”
那天晚上，星遥和沈砚坐在停云茶馆的院子里，泡了一壶碧螺春，作为对这一天的小小庆祝。春夜的微风中还带着些许凉意，但院子里的几株玉兰已经含苞待放，在月光下泛着洁白的光泽，像是即将在某个清晨突然绽放。
“今天辛苦了。”星遥端起茶杯，和他碰了一下。
“还好。”沈砚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说实话，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还有点紧张。怕自己讲不好，怕搞砸了。”
“但你讲得很好。”星遥说，“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
沈砚转过头，看着她，月光洒在他的脸上，将他的轮廓映照得柔和而清晰：“你真的这么觉得？”
“真的。”星遥说，“我坐在角落里，看着你主持会议的样子，心里在想——这个人，真的做到了。”
沈砚没有回答，但星遥注意到，他的嘴角浮起了一个浅浅的笑容。那个笑容中，有一种她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类似于释然和满足的情绪。
“星遥。”他忽然开口。
“嗯？”
“谢谢你。”
“你今天已经谢过我了。”
“那就再谢一次。”他说，“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
星遥没有说话，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茶汤温热，带着碧螺春特有的清香和甘甜，顺着喉咙滑下去，暖意从胃里蔓延到四肢。她放下杯子，看着院子里那些在月光下含苞待放的玉兰，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以后的路，还很长。”
“我知道。”沈砚说，“所以我们要一起走。”
星遥转过头，看着他。月光下他的目光清澈而坚定，像是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风雨的准备。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微微一笑：“好。一起走。”
项目立项之后，沈砚变得更加忙碌了。他开始频繁地往返于苏州和周边地区之间，走访那些散落在各乡镇的老绣娘，记录她们的技艺和故事，拍摄她们的作品和工具，收集那些即将消失的第一手资料。他有时候一去就是两三天，回来的时候总是带着一身的疲惫和一脸的新发现，迫不及待地和星遥分享。
星遥也忙，但她的忙碌和沈砚的忙碌不太一样。她的忙碌是安静的、内向的——她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一画就是一整天。她的“归处”系列已经接近完成，她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次个人画展的策划工作。她打算在今年秋天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地点初步定在苏州美术馆，和去年一样。
但她和去年已经不一样了。去年她是一个人筹备画展，今年她有沈砚在身边。虽然他不能帮她画画，也不能帮她布展，但他会在她画累的时候给她端一杯热茶，会在她遇到瓶颈的时候陪她聊聊天、散散步，会在她自我怀疑的时候告诉她“你画得很好”。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陪伴和支持，汇聚在一起，就成了她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四月初的一个傍晚，星遥正在画室里为一幅新作品做最后的调整，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一看，是沈砚发来的消息：“我在你画室门口。”
她放下画笔，走过去打开门。沈砚站在门口，风尘仆仆，看起来刚从外地回来，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像是怀揣着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怎么了？这么高兴。”星遥侧身让他进来。
沈砚走进画室，放下帆布包，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样东西——是一块绣片，大约三十厘米见方，颜色已经有些泛黄，但绣面保存得相当完好。绣的是两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针法细腻，配色雅致，虽然题材常见，但整体的气韵和格调，远非寻常的民间绣品可比。
沈砚把那块绣片放在工作台上，抬起头，看着星遥，目光中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你知道这是谁绣的吗？”
星遥低头看了看那块绣片，摇了摇头。
“你外婆。”沈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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