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遥再次踏上台北的土地时，距离展览闭幕刚好过去二十天。
这一次她没有住酒店，而是直接去了冯秀芝遗嘱中提到的那套位于大安区的房产。律师在电话里告诉她，钥匙保存在律师事务所，她随时可以去取。
“冯女士在遗嘱中明确表示，这套房产您可以自行处置——居住、出售、出租，都由您决定。”律师在电话里这样说，“但她另外附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您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先看一看书房里的东西。”
“书房里有什么？”
“我不知道。”律师说，“我没有打开过。冯女士交代，书房必须由您亲自开启。”
星遥挂了电话，心中隐隐有一种预感——那间书房里，藏着冯秀芝真正想留给她的东西。不是房产，不是钱财，而是某样她必须亲眼看到、亲手触碰的东西。
律师事务所位于台北市中心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里，和上次来送遗嘱的是同一位女律师。她见到星遥，没有多寒暄，直接将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桌面上。
“这是房产证、钥匙，以及冯女士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变更文件。”律师说，“另外，还有一份补充说明。”
她递过来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几行字：
“书房门锁为密码锁，密码是秀兰的农历生日。书房内所有物品均归星遥女士所有。其中有一样东西，请您务必亲自查看——书架第三层，从左数第七本，书脊朝外，书名《绣谱》。”
星遥看着那张纸，沉默了片刻，然后问了一句：“冯奶奶……她生前提到过我吗？”
律师想了想，说：“她立遗嘱是在去年春天。当时她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意识很清楚。她签署文件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这个小姑娘，会替我把海绣完的。’我当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现在我好像懂了。”
星遥垂下眼睛，没有说话。
她拿着钥匙和文件，离开了律师事务所，打车前往大安区的那套房产。
那是一栋建于八十年代的老式公寓，位于一条安静的巷弄里，楼下有几家小吃店和一家杂货铺，充满了生活气息。公寓一共五层，没有电梯，冯秀芝的房子在四楼。
星遥爬上四楼，站在那扇深棕色的防盗门前，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掏出钥匙，插进了锁孔。
门开了。
屋里的光线有些暗，窗帘拉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久无人居的封闭气息。星遥按开灯，玄关的灯亮起来，照亮了一间不大的客厅。客厅的布置很简单——一套老式的沙发，一张茶几，一个电视柜，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平安喜乐”四个字，笔法温润，像是出自女性之手。
客厅的右手边有一扇紧闭的木门。星遥走过去，看到门框上安装着一个电子密码锁。她按照律师给的提示，输入了外婆的农历生日——她记得，外婆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十二。
密码锁发出一声清脆的“嘀”声，门锁弹开了。
星遥握住门把手，停顿了片刻，然后推开了门。
书房不大，大约只有十来平方米。三面墙壁都是书架，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书籍和文件。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有一盏老式的台灯、一个笔筒、一本摊开的笔记本。笔记本上的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可辨——正是冯秀芝的字迹，和遗嘱上的一模一样。
星遥站在书房门口，看着那些书架和书桌，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冯秀芝刚刚离开，只是下楼去买个菜，很快就会回来。
她走到书架前，按照补充说明中的指示，找到了第三层，从左数第七本。那是一本蓝色封面的线装书，书脊上写着“绣谱”两个字，纸张已经泛黄，边角有些磨损，显然被翻阅过很多次。
她把书抽出来，翻开封面。
扉页上写着一行字——“冯秀芝习绣笔录，民国三十年起。”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那是冯秀芝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时就开始记录的绣谱。星遥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每一页都记录着一种针法的名称、要领、心得，有些地方还贴着小小的布样，用丝线绣出了示范图案。那些字迹从一开始的青涩稚嫩，逐渐变得成熟老练，像是记录了一个绣娘从初学到精通的全部历程。
她翻到书的最后几页，发现那里夹着一样东西——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信封上写着“星遥亲启”。
她抽出信纸，展开。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遥儿：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你不要难过，我活了九十二岁，该看的都看了，该等的都等了，没什么遗憾的。
你一定有很多疑问——我是怎么知道你的？为什么把山河图留给你？那个送画的老人是谁？那封匿名信又是谁写的？
别急，我一桩一桩告诉你。
首先，我认识你，比你想象的要早得多。你外婆秀兰给我写过很多信，虽然一封信要辗转半年才能到我手上，但我们从来没有断过联系。她在信里提到了李——说她收了一个孙女，叫星遥，聪明伶俐，手巧心灵，天生就是吃绣花饭的料。她说你六岁就能绣出完整的牡丹花，八岁就能自己配色，十二岁已经能独立完成一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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