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红颜知己，他能帮一把的就帮一把。
谁的孩子上学遇到了问题，谁的单位评优需要点支持，谁的工作调动卡在了某个环节——在不违反党纪的情况下，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顺手推一下。
加上陈清泉，不差钱了。
隔三差五送些礼物，这些小恩小惠虽然不算贵重，但胜在用心，红颜知己们自然对他愈发热络。
当然也有些关系慢慢淡了。
有的年纪大了，有的调到了外地，有的因为家里出了变故主动减少了联系。
陈清泉一概不强求，缘分到了就珍惜，缘分尽了就放手。
但也有些新的关系在慢慢建立。
他在全省各个单位讲课的时候，总会认识一些人——年轻的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人员。
其中不乏有些谈得来的，一来二去就熟了。
他有两条原则：
未婚的不碰，低于正科级的不碰。
这样才安全。
五年后，陈清泉四十七岁。
他已经成了汉东省审判业务第一人，这是公认的。
省高院内部也好，全省政法系统也好，提到陈清泉三个字，后面跟着的一定是业务强三个字。
这五年他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在全国法律界都小有名气。
最高法编选典型案例的时候，选用了他指导的两个判决作为参考案例；
有一次他去北京开会，最高法的一位资深法官在饭桌上说：陈院长，你去年那篇关于债权人保护的论文，我们好几个庭都在传阅。
这一年，他的职务也迎来了调整——被任命为省高院常务副院长。
级别还是正厅，但排名从第四变成了第二，是院里的二号人物，协助院长主持全面工作。
他一如既往地一步一个脚印。
靠专业能力和审判业绩说话，不依赖派系斗争，高育良退休之后他依然稳稳当当地站在了汉东政法系统的核心位置上。
法官这个职业，越老越值钱，没有年龄天花板。
五十岁那年，一纸调令从四九城发到了汉东。
陈清泉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
这个职务不参与行政管理，不担任院党组成员，主要职责是参加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及相关司法业务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让他以资深审判专家的身份，进入最高审判机关的司法决策核心，而不是去做日常行政事务。
两口子在北京安顿下来，住在最高法分配的一套住宅里，离单位不远，步行二十分钟的路程。
韩楚云在北京的医院里也找到了对口的工作，继续当她的医生。
五十五岁那年，陈清泉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副部级。
同年，他获得了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称号，那是人民法院系统最高专业荣誉。
他坐在北京那间比汉东省高院办公室更大的办公室里，窗外的车水马龙跟京州、跟汉东都不太一样，但桌上的台灯和茶杯还是他习惯的那一盏。
书架上的法律书籍比十年前又多了两排，每一本都被他翻过，很多都被他背过。
在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评审会上，评委们给他的评语写了很长一段，核心只有几个字：理论功底深厚，审判经验丰富，学术成果突出，在民商事审判领域具有全国性影响力。
六十三岁那年，陈清泉正式退休。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是终身头衔，不受退休影响。
他依然享有那份荣誉，只是不再有行政岗位的职责。
退休之后，他去了国家法官学院当客座教授，每年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官们上几十节课；
参与了最高法司法解释的起草研讨，坐在会议室里跟比他年轻十多岁的现任法官们一起推敲条文；
在几所法学院担任荣誉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带着几个博士生做课题研究；
还时不时去地方法院巡回授课，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
中间他也多次去了大漂亮。
空间大了之后，存放的物资也多了起来，他去那里“零元购”了很多东西，主要是枪支弹药；
退休之后，他把空间里的清单仔细检查了一遍，添置了很多新的物资。
食物、布料、纸张、电池、药品、工具、书籍、数据存储设备——每一样都按照他积累了两辈子的经验来准备。
他知道自己还会再出发。
八十九岁那年，韩楚云离世了。
她在病床上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你先别急着走，把儿子安排好，然后就安静地阖上了眼。
陈清泉也是理解韩楚云的慈母心，儿子都63岁，还有两年就退休了。
还要如何安排？
韩楚云去世后，陈清泉就没有再使用中药调理身体。
九十岁那年，已经是2063年了。
陈清泉的身体还算硬朗，脑子也清楚。
他用最新款的电脑把许大茂那一世的旧数据全部拷了进去——那些关于各个世界的历史记录、财经数据、影视资料、专业知识，再加上2033年到2063年这三十年里，新的各项数据，全部整合在了一起，放进空间里。
然后把财产都交给了六十四岁的儿子。
九十三岁的时候，陈清泉感觉到身体在下滑。
走路慢了一些，记性也偶尔会卡顿，虽然比起同龄人还是好出一大截，但他能感觉到那个终点在靠近。
他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
在一个安静的下午，阳光从窗户斜着照进来，落在床边的地板上。
他闭上眼睛，感觉到灵魂在身体里缓缓松开，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被放了手。
然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意识重新浮起来的时候，他又落进了那片熟悉的灰白色空间里。
3米×3米×3米的空间里，物资整整齐齐地码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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