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天越来越冷了。
贾有才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走二点五公里的路去灯市口。
这段路他如今已经走得熟了，哪条胡同能抄近道、哪个路口有巡警站岗、哪家铺子的狗爱追着人叫，全都摸得一清二楚。
出了南锣鼓巷往南走，穿过帽儿胡同，再过两条横街，沿着东四北大街一路往南，拐过几条巷子就到了灯市口。
全程三十分钟，脚步快的话二十分钟出头就到了。
早晨的北平城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沉。
街面上的店铺大多还没开门，门板都紧紧合着，从缝隙里透出里面黑沉沉的空洞。
偶尔有一家早点铺子开了门，热腾腾的蒸汽从门帘后面涌出来，裹着一股油炸鬼的香味儿。
铺子门口蹲着两个穿着破棉袄的人，手里捧着粗瓷碗喝豆浆，也不说话，低着头，像两尊被冻住了的泥像。
街上的人比去年少了一大半。
以前这条路上赶早市的人熙熙攘攘的，挑担的、推车的、挎着篮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如今那些声音都没了，只剩下一片沉闷的脚步声，偶尔夹杂着一两声咳嗽。
最显眼的变化是街口的岗哨。
从前这里站的是中国巡警，穿着黑制服，手里拄着警棍，懒洋洋地靠在电线杆上抽烟。
如今换成了日本兵，土黄色的军装，锃亮的皮靴，肩上扛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
刺刀的金属在冬日的晨光里泛着冷白的光，像一条僵硬的蛇。
贾有才低着头从岗哨前面走过，脚步不快不慢，目光落在地面上，不往那方向看。
那几个日本兵也没多看他——一个穿得灰扑扑的年轻人，低着头赶路，不惹眼，不值得注意。
他继续往前走。
拐过一条巷子口的时候，他看见墙根底下蜷着一个人。
那人裹着一件辨不出颜色的棉袄，棉袄破了好几个洞，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
他缩在墙角，双手抱膝，脑袋埋在膝盖中间，一动不动的。
贾有才从他身边走过，余光扫了一眼。
那人旁边不远处的地上，搁着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底结了薄薄一层霜。
碗里面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的。
他收回目光，继续走。
又经过一条横街，一家米铺门口排着长队。
排队的人个个缩着脖子，双手拢在袖子里，脚在地上不停地跺着取暖。
队伍从米铺门口一直排到了巷子深处，拐了两个弯，看不见头。
队伍里没有人说话。
大家都沉默着，前面的动了就跟着往前挪两步，前面的停了就站在原地等。
整条队伍像一条无声的河流，在冬日的晨雾里缓缓蠕动。
贾有才看了两眼，转过街角走了。
这一路上，他看见了七八面膏药旗——那种白底红日的布片，挂在店铺门口、挂在电线杆上、挂在民居的屋檐下，被北风一吹，呼啦啦地响着。
那声音听着跟普通的布片没什么两样，但颜色刺目，看一眼就觉得扎心。
他加快脚步，从那些旗子下面走过。
到了安德堂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他推开药铺的木板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响。
柜台后面，李掌柜正在清点药材，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他一眼，招呼了一声：贾先生来了。
来了。贾有才把外衣脱了挂好，搓了搓冻僵的手指，走进诊室坐下。
桌子上的脉枕还是老位置，砚台里的墨已经干透了，他倒了点水重新研开，把笔蘸饱了墨，摊开一本空白的医案册子，等着今天的第一个病人。
窗外的街上传来一阵皮靴踏过路面的声音，咯噔、咯噔、咯噔，由远及近，又从近处走远。那声音规律而沉重，像一只看不见的钟摆在街面上来回摆动。
贾有才没有抬头。
他低头看着纸上自己刚写下的日期——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
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往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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