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墡还成立了教育司，在治下推行六年制免费教育。
学堂的招牌挂在新修的青砖房子上，每天清晨孩子们从附近的村庄和街巷赶来，在门口排着队走进去。
教室里的墙上贴着新印的字母表和简化的汉字表，桌面上摆着统一的石板和粉笔。
第一天上课时，那些孩子端坐在条凳上，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老师站在讲台前，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简体字，带着他们齐声朗读。
学堂每天为学生提供一顿免费的早餐和午餐，开饭的时候，孩子们端着各自的碗排着队从厨房门口经过，厨房里热气腾腾，粥锅里的米粒已经煮化了，上面飘着几片菜叶和碎肉末。
那些住在偏远村庄的孩子再也不用饿着肚子走远路来上学了，家长也就愿意把孩子送到学堂里来。
家长会上那些曾犹豫不决的农户和渔民听说学堂管饭、管书、管笔墨纸砚，便纷纷把孩子从田间和渔船里领到学堂门口排队报名。
短短几个月之内，教育司的各个学堂，就容纳了数万名学生，扩招校舍的名单排到了下一年。
卫生司也同步成立，负责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朱瞻墡在台北和福州等地扩建了医院，从各地招募医生和学徒，培养专业的医疗队伍，在各地设立医疗站和药房。
他还出台了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
家庭每多生一个孩子，从孩子出生到十八岁成年，土地税就减少一成五。
如果生满七个孩子，土地税全部免除。
城市居民没有土地，则由福州银行按月发放育儿口粮补贴，凭户口本到当地银行领取。
那些多子女的家庭在领到补贴之后，手里多出了一些余钱，可以用来改善伙食或者给孩子添置衣物。
新政策出台的头三个月，福州银行各网点门口排满了前来咨询和申领补贴的居民，那些抱着孩子、牵着孩子、背着孩子的母亲们在银行柜台前领取了第一个月的口粮钱，走出门时，手里的铜钱和银角子沉甸甸的。
这些年随着台湾的发展越来越好，前来投靠福王府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多，举人比比皆是，只是进士依然没有。
人事司对所有新来的人进行统一培训，学习台湾的法律法规；
考核合格之后在台湾各衙门观政半年到一年；
再次考核合格才能外放到朝鲜、日本和澳大利亚担任地方官吏。
新来的人被安排到各衙门担任文书和低级属官，学习台湾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适应之后才能正式任职。
那些举人们在衙门里签押公文、登记账册、拟写告示，接触到的都是实际的事务，没有人再跟他们谈论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了。
武勋子弟来投靠的也不少，朱瞻墡虽然收下了他们，但全都安排到文职和后勤岗位，不允许他们到一线带兵。
台湾的新兵，必须从治下农家良家子中招收；
在军中一路从基层做起，凭借军功和考核逐级晋升；
中间穿插军官大学的轮训和考核。
那些文职和后勤岗位上的武勋子弟每天按时进出衙门，核对账目，调度物资，处理文书往来，再也不用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靠家世获得晋升了。
台湾军队也因此保持着高度纯粹和忠诚。
成为这个时代，最难以渗透的武装力量。
朱瞻墡的治国理念与京城那些士大夫们截然不同。
大明的文官集团渐渐发现，在福王府的体制下，读书人只是办事员，只能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没有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可能。
那些世代诗书传家的官员们看着台湾送来的公文和报告，发现自己信奉的那套治国法则在台湾统统不适用。
武将们同样感到不安，福王府的高级将领全部出身农家，凭借军功而非家世晋升，那些世代将门的子弟在新体系中找不到自己习惯的位置。
商人们的忧虑也不小。
台湾的商税是十税一，而大明沿用的是三十税一的旧制。
大地主们更是焦虑。
朱瞻墡的地租和农业税加在一起只有一成，导致大量农民逃离了大明，土地大片荒芜，长满野草，只剩下空荡荡的围墙和爬满藤蔓的屋檐。
福王府的安全处已经升级为安全厅。
跟随福州银行的网点遍布整个大明，朱瞻墡的每一项政策都团结了平民，却几乎损害了大明所有其他阶层的利益。
各方势力多次试图往台湾军中掺沙子，但朱瞻墡的军队忠诚度太高，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渗透。
有了这支军队的绝对忠诚，朱瞻墡没什么好怕的。
洪熙七年三月，朱瞻墡在福王府召开军队高层会议，宣布新一轮扩军计划。
总兵力从18万增加到21万，新增的3万人全部编入陆军。
扩军完成后，海军5万不变，陆军增至16万。
各卫指挥使在会议结束后各自领了任务退出了议事厅。
朱瞻墡独自留在厅内，对着那幅摊开在案上的旧舆图看了很久。
地图上的标注已经从台湾延伸到了日本、朝鲜和更远的海域，那些用红笔圈出的港口和据点沿着海岸线一路排开，中间还留着许多待填补的空白。
暮色从窗外漫进来，落在舆图上那些朱砂标注的边界线上，泛着一层暗红色的微光。
朱瞻墡把地图卷起来放回木筒里，起身离开了议事厅。
廊下的脚步声在空荡的回廊中回响，渐渐远去，消失在庭院深处。
夜风从庭院里穿过，把那棵老榕树的叶片吹得沙沙作响；
像是把那些已经过去的日子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又翻到了新的空白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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