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生洲最后会见的，是岭南大学的黄柯教授。
倒不是不尊重他，而是因为副校长一职，已经是学校能给出的最高待遇。他要是还不满意，那就真的没辙了！总不能把校长的位子让出来给他吧？
年过六旬的黄柯非常谦抑，在徐生洲面前丝毫没摆老前辈、过来人的谱。对于副校长的礼聘，他在眉飞色舞、满面红光的同时，还不忘三辞三让，最后才勉为其难地答应：“承蒙徐校长厚爱，那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为学校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如果做得不好，我再主动请辞。”
——请辞的话听听就好，不必当真。
徐生洲笑道：“有了黄校长的加盟，我们学校的文科发展必定能够再上台阶，在全省、全国打响名声！”
即将上任的黄副校长也是豪情满怀：“有了《永乐大典》正本这座金矿，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校必然是文史学科的学术焦点所在，打响名声倒是不难，关键是如何趁着这股东风，把学校打造成文史学科的研究重镇，甚至是学术中心，这才是我们最紧要的任务！”
徐生洲忍不住惊讶出声：“学术中心？！”
不是他不知道学术中心是什么，而是因为太知道，短期内根本都不敢想这么高大上的问题。
学术中心是什么？
不是有大楼，上面挂上“学术中心”的牌子，它就是学术中心了。甚至不是有大师，它就天然地成为学术中心。早年间，有些狗大户仗着先发优势，建了新大楼，还在全国搜罗人才，比如着名的仙头大学，请了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先生去当数学研究所所长，还请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大拿王富仁先生去当文学院教授。一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学术界谈数学名校、现代文学研究重镇，谁还能想到仙头大学？！
要想成为学术中心，非得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具不可！
先说“人和”，就是不仅要有大师，而且还得是顶级大师；不仅得有顶级大师，而且还得不止一位。这些顶级大师要么前后赓续，要么并肩作战，通过连绵不断的庞大号召力，吸引大批杰出的研究者围绕在他们周围，共同开疆辟土，打下浩瀚的天下。
如此场景，有点像开国君王身边谋臣云集、将星闪耀，但事实也是如此。
就比如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世界数学中心哥廷根大学，在此前几十年里，就有高斯、黎曼等大师在此深耕细作，此后又有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基、诺特（女）、柯朗、冯·诺依曼等着名数学家在此弘文励教，这才铸就了哥廷根学派的辉煌！
其次还要“地利”，就是所在高校、研究所要有扎实的根基，就像大家一提到国内的理工科，大家首先想到留美、科大；一提到文史哲，就想到燕大、三人、金陵；一提到教育，就想到北师、华师。在这样有基础的地方建学术中心，自然是事半功倍。
白手起家，另起炉灶，实在是太难了！这一点徐生洲深有体会。
好在神州科技职业学院要建文史学科的学术中心，也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有《永乐大典》正本。二十世纪前三四十年里白旗国巴黎能成为世界汉学中心，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伯希和把敦煌遗书以及在西北考察盗取的东西都带到了那里，使得巧妇们有了施展的空间。相比之下，《永乐大典》的完整性和重要性更胜敦煌遗书。
最后是“天时”。
“天时”是什么？天时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听起来很玄幻，但却又很现实。
比如说当年的巴黎能成为世界汉学中心，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巴黎作为鼎鼎大名的现代化之都，富饶时尚，有钱有闲，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简单粗暴地表露出了他们的自信十足。那些在殖民地赚足了黄金白银的贵族、暴发户开始崇尚文学艺术，再加上伯希和偷窃来的材料，两者一酝酿勾兑，便成就了汉学研究的高速发展。
再比如三十年代初的世界数学中心哥廷根大学，本来已经盛极渐衰，小胡子上台之后又大肆驱逐犹太人，对大学管制也日趋严格，导致大批优秀学者逃离，导致哥廷根学派迅速分崩离析。而这些逃离的人先后来到漂亮国的普林斯顿，结果又在此造就了下一个世界数学中心。
说起来真是让人感喟世界真奇妙！
结合以上三点，先天不足、后天失养的神州科技职业学院想要打造学术中心？你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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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柯自然不知道徐生洲脑回路里的千回百转，只以为对方没听明白自己的意思：“在上世纪初，随着新材料、新方法的涌现，我国的学术领域先后产生了红学、甲骨学、敦煌学等新学问。进入新世纪，又有了聊斋学、四库学、乐府学等等。但我觉得，“《永乐大典》学”一出，绝对横扫绝大多数自我标榜的研究，直追甲骨学、敦煌学，进而成为未来数十年间文史研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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