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结构中，立场是位于政权属于谁之下的。为了政权生存，统治者一人敢于挑战整个剥削集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当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外部矛盾容易掩盖内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临社会危机时向外转移矛盾作为当然之理。时代不同了，这个当然之理也不是当然之理了，向外转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时候，每一个政权都必须想办法对内解决社会危机。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来的全球**潮正在退去，处于时代的尾声，每一个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经是逆大势而行。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出来，应对内部危机已经是一种趋势，这就是大势。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各个国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抽身得越早，损失越小。这个时候还看不清局面，去乱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会显得很可笑。虽为小邦，而心怀天下，就说的是这种政权。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声，徐平的这一世，正当浪潮正盛的时候。扎紧篱笆，坚定地在浪潮中岿然不动，接下来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汉人的。卷身到这股洪流中，贪小利忘大义，徒然把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击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费国力，浪费民族的发展机会。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体，与皇帝一起治理国家。皇帝的责任，就是使这个治理国家的群体，立场永远在被剥削者这一边。皇帝失去了立场，则官僚集团必然就会失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瓦解了。立场失去了，意识形态就变了，政权性质就变了。
所以说，皇帝的义不在纵容官僚集团上，他站到官僚集团这一边来，整个天下就非常危险了。君臣和谐，是说大家意识形态相同，但各有职责，矛盾体现在这里。
皇帝的个人操守不可靠，无非是把皇帝换成一个集体，如同把宰相之权分成宰执集团的众人之权而已。确定了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结构就不会改变。其间的分别，如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虽有不同，却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罗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汉的丞相制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偏向来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会理出很多历史的脉络来。
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生发出政治结构和一系的政治原则，由此又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举措。变法，就是在确立了意识形态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旧的政治原则，建立新的政治原则。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识形态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徐平一直讲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则是公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过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则是封建思想，把自己当成了郡县的主人。
政治结构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错，导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这个政治原则，是为了体现皇帝与士大夫的主从之分，确保政权的立场。体现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减刑免税之类示恩于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来并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归于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减刑，因为不是示恩之举，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里，为疏决。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这个范围内，百姓受到好处只可归于朝廷，朝廷认为是个好官，而不可借此让百姓感激自己。否则就是封建思想，违反了大一统之下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朝廷纵然一时有行政命令错误，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担，不可以向上推托，分辨是朝廷内部的事情，与百姓无关。挟民意而对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原则。如宽刑免税兴学之类，地方官提出来施行，必须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书的敕令行下来，而不能自作主张。哪怕从头到尾中书就是签个名，盖个印，这个好处也是来自于朝廷。这条政治原则，是为了保证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坏大一统的政治结构。
所以万民伞之类官员要当心，一个不小心，不但不会受到奖励，还有可能受到严重的处罚。违反政治原则，比违反制度更加严重，就此被打入另册也有可能。徐平离开邕州百姓雨夜相送，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并不会因此奖励升迁。如果他拿着这件事，回京之后作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劳，反而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公天下，大一统，地方官在郡县，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绩，百姓的态度不太重要。这个职位本来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声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还是以朝廷职责市私恩。万民伞之类对官员绝对加成，是封建残余，是有家天下的意识形态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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