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在精神世界自成天地，世上没有当然之理，没有绝对正义，一切都从属于这个天地之下。人们认为一件事情当然得这样做，是从这个精神世界衍生出去的。
这一套道德仁义礼本来是不应该进入百姓生活当中的，百姓应该是按照自己从政权中学来的做事方法，出现一套人与人交往的准则，就是礼。新中国建立后，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习惯便就学自于政府的做法，就是新的礼的生成过程，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司马光这一派不顾实际，妄图强推三纲五常，逆流而上，对后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徐平身边的晏殊忍不住：“似如此，朝廷如此行善政利民，而避恶政害民也？”
徐平道：“政无善恶，唯持其正。于朝廷，天下无性恶之民，唯有乱法者，乱法者治之可也。无性善之民，唯有行善者，行善者劝之可也。”
晏殊道：“一政出，民必有便之者，不便之者。若无善恶之民，政何以持正？”
“听民声，查民心，可也。以政不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此查民心也。以政为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查民心也。查民心，不可只听其声，当查其心，此知民之所思也。诗三百，子曰‘思无邪’，何耶？此民声也。以此诗，对当时之政，学者当知何政出，民何思，此查民心也。知民心于何处便，何不处不便，朝廷渐次修之，此修德也。”
《诗经》之称经，不是因为里面蕴含了什么治国的大道理，那只是记录诗歌的，能有什么大道理。是因为《诗经》中记录的是民声，由民声而知民心，再去对照当时的执政者是如何对待民声，进行施政的调整。天下以民心为母，典籍里记载了政治活动，是父亲在怎么做，还要去查民心知道母亲怎么说。父和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政治。
在孔子那个时代，记录下来就是《诗经》。到了这个年代，就是民间说话、小曲。在徐平前世，就是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微博论坛。从这些地方，知道百姓对于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有什么看法，再去一点一点地修改，达到顺应民心的目的，这就是修德。
当然对于强调文明的政权，听到之后，怎么去顺应民心，从而收获最大的认同，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改错，而是获得认同感，不是知错能改的办法。有的时候立即改善让民众欢悦，有的时候故意不改，让某件事情激起众怒，最后才由政权出面给出百姓想要的结果，让百姓深切感受到这个政权永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晏殊问的是人性有善恶，一项政策出来，恶人觉得是善政，善人觉得是恶政，政权怎么来判断。这就是政权合法性归于查治乱之后，一定要辨人性善恶的理论原因。不然善人觉得是乱世，恶人觉得是治世，查治乱无法提供合法性。
徐平前世，美国在让同性恋合法的问题上反复折腾，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同性恋是不正常的，让其合法，是对正常人的伤害。如果是正常的，不让其合法，同样是对正常人的伤害。这就是性善性恶论对政治影响的一个表现，会影响到非常多的政策。因为政权要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避不过这些，不能模糊。不让正常人拥有正常的权利，会让治下之民觉得政权不把自己当自己人，并不是为了取得那少部人的支持。
中国人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因为历史上经过了性情论争辨，得出了人性朴的结论。遇到类似的事情，政权持中立的立场，不参与进去，成了一种共识。
性善性恶论，换一种说法，就是认不认为人性中有一些是不正常的，不是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心理认识。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政权要包容正常，摒弃不正常。
同性恋、女权、种族问题，这些政治正确，都是在政权要包容所有正常人的角度，才激烈起来的。不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政权对某些人群的正当性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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