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除夕的鞭炮声从瑞金医院住院部的窗缝里钻进来时，我正帮丽丽给二柱叔擦手。消毒水的味道裹着窗外飘来的硝烟味，在病房里搅成一团奇怪的气息，丽丽握着毛巾的手顿了顿，声音轻得像叹息：“常书，去年这时候，咱还在老家贴春联呢。”
我“嗯”了一声，把拧干的热毛巾敷在二柱叔枯瘦的手背上。白血病把这个原本壮实的男人榨得只剩一把骨头，化疗后的头发掉得精光，颧骨高高凸起，只有眼珠转动时，还能看出几分当年送我和丽丽去县城上学时的温和。
大柱叔睡得很沉，肺癌晚期的咳嗽声在凌晨才会准时响起，像破旧的风箱在拉扯。
护士小张端着体温仪走进来，看见我们床头摆着的速冻饺子，轻轻叹了口气：“常书哥，丽丽姐，除夕也不去吃顿正经饭？”我接过她手里的体温计，看了眼二柱叔37.8℃的体温，摇摇头：“吃不安心，这儿守着踏实。”小张放下两盒医院发的巧克力，转身时又回头说：“下午王主任找你们谈话，还是那事儿……”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这是这个月第五次了。大柱叔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脑部，昨天开始出现意识模糊的症状；二柱叔的骨髓移植一直在发生排异反应，肝肾功能都在下降。王主任上周把我拉到办公室，摊开厚厚的费用清单，语气沉重：“常书，不是我劝你们放弃，实在是……再治下去，人财两空的概率太大了。”
那时我刚接到网咖经理的电话，说年底学生放假，生意爆好，问我要不要加派几个服务员。我看着清单上每天近万的治疗费，突然觉得那些平日里让我引以为傲的产业都成了笑话——冷库储存的生鲜能卖多少钱？四家服装店的营业额够换几支进口化疗药？加油站的流水撑得起几次靶向治疗？十几所学校的食堂后厨再热闹，也熬不过癌症对生命的吞噬。
丽丽端着水杯过来时，我正对着手机银行的余额发呆。屏幕上的数字还很可观，却每天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像被戳破的气球。“爸醒了。”丽丽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抬头看见二柱叔正睁着眼睛看我们，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丽丽赶紧把水杯递到他嘴边，用勺子一点点喂进去，眼泪滴在他手背上，他却艰难地抬起手，拍了拍丽丽的手背。
“爸，您别说话，好好休息。”丽丽哽咽着说。二柱叔却固执地摇着头，目光扫过我，忽然眼里泛起了泪光。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一直觉得拖累了我们，尤其是知道我为了治病，花了他都不敢想象甚至几辈子都挣不来的钱，更是好几次想拔氧气管。
傍晚时分，大柱叔突然醒了，剧烈的咳嗽让他浑身发抖，丽丽赶紧跑去叫医生，我按住他起伏的胸口，听见他含糊地说：“常书……别治了……让我回去……我要住在自己家……”我握紧他冰冷的手：“叔，开春咱就回去，等病好了，我陪您去继续管理梨树。”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却很快又黯淡下去，咳得更厉害了。
抢救室的灯亮起来时，窗外的鞭炮声正密集起来。丽丽靠在我肩上哭，我摸着她冻得发红的耳朵，想起1997年在火车上分别时的样子。那天她穿着粉色的羽绒服，穿梭在车厢里，歇斯底里地呼喊着我的名字。
“常书，我们是不是太傻了？”丽丽的声音带着绝望，“王主任说，就算砸再多钱，也顶多再撑两个月……”我把她搂进怀里，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消毒水味，想起上个月二柱叔清醒时拉着我的手说的话：“常书，丽丽就交给你了，我知道你是个靠谱的孩子。”这句话比任何誓言都重。
凌晨一点，抢救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说：“尽力了。”丽丽腿一软，我赶紧扶住她，看见大柱叔被推出来，脸上盖着白布。
二柱叔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突然开始低声呜咽，像个迷路的孩子。我让护士帮忙照看丽丽，走到二柱叔床边，握着他的手说：“叔，大伯走了，走得很安详。”他的眼泪从眼角滑落，浸湿了枕套。
大年初一的清晨，我去医院门口买了两束白菊，一束放在大柱叔的空病床上，一束放在二柱叔的床头。
王主任又来找我谈话，这次他没提放弃，只是递过来一张新的治疗方案：“这是最新的靶向药临床试验，副作用小一些，费用也能减免一部分。”我接过方案，看见丽丽正给二柱叔按摩腿部，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身上，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
二柱叔突然开口说话了，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常书……丽丽……委屈你们了……”
我蹲在病床前，握住他和丽丽的手，看向窗外。虽然不知道这样的坚持能换来多久的时光，不知道银行余额还能支撑多久，不知道未来的婚期要推迟到什么时候，但我知道，有些事不能用值不值得来衡量。就像大柱叔临终前那句含糊的“谢谢”，就像二柱叔此刻眼里的光亮，就像丽丽掌心的温度，这些都是我坚持下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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