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就飘起了细雨，招待所老板的侄子小张裹着雨衣骑着摩托车来了，车把上挂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硬邦邦的馒头。“这雨要是下大，山路就彻底没法走了，我抓紧带你们去那几个庄子。”他把馒头塞给我们，跨上摩托车在前边引路。
黄土路被雨水泡得像烂泥塘，越野车的轮胎裹着厚厚的泥块，每前进一米都要轰足油门，车身上溅满了泥点，挡风玻璃被泥水糊住，三姐每隔几分钟就要用抹布擦一次。
常念嫌坐在车里闷，主动跳下车跟在小张身边推车，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流，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全是泥印。
中午在山坳里的一户人家歇脚，主人是个白发老人，看到我们满身泥污，赶紧让进屋里休息。
当我们掏出谭飞的照片时，老人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搞石油的谭老三？个子一米八往上，左手虎口有块疤？”
三姐手里的水杯“哐当”掉在地上，水洒在干燥的地面上，冒起一阵白烟。
“是！他左手虎口是有块疤，修机器时烫的！”老人叹口气，往灶膛里添了块柴：“那是我家邻居，当年他在勘探队因为翻车，被砸断了腿，后来迷上了喝酒，一直一个人过着呢。”
这句话像块冰砸在我们心上，常念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他现在住哪呢，能带我们去吗？”
老人对小张说：“好找，你带他们去吧，就在省道三叉路口，一间破屋子，都没有门。”
从老人家出来，雨果然下大了，豆大的雨点砸在车顶上噼啪作响，远处的黄土梁被雨雾笼罩，根本看不清路。小张把摩托车停在屋檐下，劝我们：“这路再走要出人命！谭家坪在山梁顶上，雨大了容易塌方，咱等雨停了再说！”
三姐看着车后座闷不吭声的常念，伸手摸了摸他冻得冰凉的手，突然发动了吉普车，开心地说：“等啥呀，我就不信了，老天爷不可怜我们娘俩，嘿嘿嘿。”
我赶紧拽住手刹：“三姐，安全要紧，咱还是等雨停了吧，来都来了，咱也不急这一会儿！”
三姐红着眼眶笑着说：“十几年不见了，我想得难受，必须去，嘿嘿嘿。”
僵持间，常念突然开口：“小舅，你和妗子在这儿等着吧，我跟我妈去，我能推车。”
最终我们还是上了路，吉普车在雨里挣扎前行，好几次车轮打滑差点冲下沟，我和常念轮流下车探路，脚陷在泥里拔出来都要费半天劲。等赶到省道的一个村口时，雨势稍小，可我们浑身已经湿透，冻得牙齿打颤。
挨家挨户问了半个村子，村民要么说不认识，要么摇头叹气，直到夕阳西下，才有个放羊的老汉指着村东头的土坯房说：“那户姓谭，以前是石油队的，腿不好，这些年一个人过，你们去碰碰运气吧。”
丽丽从包里翻出干毛巾，给常念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和泥点。三姐攥着那张被雨水浸得发皱的照片，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走到土坯房门口时，脚步突然顿住了。
门口的矮凳上瘫坐着一个男人，到处凌乱地放着酒瓶子。听到脚步声，他慢慢转过身，当看到三姐的瞬间，他半倚着墙的身子掉在地上，地上的泥水被溅起了半米高。“不会......是你吗？”他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左手不自觉地往身后藏，可虎口处的疤痕还是露了出来。
三姐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混着雨水往下淌，嘴唇动了好几次才说出话：“谭飞，我带儿子来找你了。”
常念站在原地，盯着男人看了半天，突然往前跑了两步，指着他的左手：“你虎口有疤，是修机器烫的，对不对？”
谭飞点点头，老泪纵横：“我，我，我居然有儿子，有儿子，有儿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闭着眼睛，眼泪冲刷着都是泥污的脸，手在脸上胡乱地摇摆着。
在谭飞冷静后，我们带着他去县城了，洗了澡，买了衣服，在宾馆住下来。
那天晚上，谭飞跟我们说了很多事。1999年，在山东和安徽交界处，他在事故中伤了腿，被鉴定为三级伤残，石油队给了笔抚恤金就让他退了。
在养病的期间，他习惯了喝酒，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废人。他也收到了信，觉得配不上三姐，就故意断了联系，这些年靠着捡破烂与养几只羊或亲戚帮助过日子。
常念坐在旁边，一直安安静静地听着，直到谭飞说起当年在梨花街上，和三姐的美好时光，他突然站起来，走到谭飞面前，把那张揉皱的招生简章递过去：“爸，将来我想考警校，老师说要查亲属信息。”
谭飞接过简章，用粗糙的手指摸着“家庭成员”四个字，眼泪滴在纸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让我咋办就咋办。”
常念笑着说：“别在这儿了，我妈忙得很，天天修车，饭都吃不上，你跟着我们走吧，不能再让我妈这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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