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并不是官僚天生倾向于地主，而是在汉代，只有地主才能当官。
而在地主当官之后，为了保持自己本阶级的利益，又会倾向于将儒家经典设为做官的重要途径。经学成为『官学』，研究经学就是研究做官的学问。『经学世家』开始出现，他们通过学术垄断，进而实现了对官僚选拔环节的隐性控制。
谁家掌握了最权威的经学解释，谁家的子弟就更容易被察举。
那个阶层，那个类别的子弟在官场上占据了优势，自然就会将所有的经义，所有的律令都解释成为有利于自己阶层，自己类别的意思……
至于真相……
不是还可以抛开真相不谈么？
就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不对呢？
对的，但是『经济基础』又是什么？
就避而不谈了。
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不可能单独谈论某个方面，但是就有人可以直说其一，不言其二。
就像是崔琰。
秦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本意是要打破贵族世袭，实现皇帝对天下的直接统治，也就是编户齐民。而为了维持这个官僚系统而设计的选拔制度，是在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结合之后，结果催生了新的、更稳固的世袭阶层。
世家士族。
皇帝本想打造一个听话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却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根基，最终反客为主，成为了皇帝的主人。
如此等等，其实也都没有错。
但是同样的，这种理论，也忽略在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斐潜和崔琰所说的某一点……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现在，斐潜明知道不同，还是要谋上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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