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就是士族系统。
这个三角关系构成了帝国运行的核心矛盾。
儒家一直强调重农，因为华夏大多数时间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其核心生产力是自耕农的劳动力。毕竟国家的税收、兵源、徭役几乎全部来自于广大的自耕农阶层。因此，帝国的经济命脉和统治根基在于维持一个稳定、能够进行再生产的小农经济体系。皇帝的核心利益与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这一点上重叠。皇权的长期存续，依赖于能从自耕农身上稳定地汲取资源。
因此，一个『好皇帝』或一个『有效的皇权』的根本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避免他们破产沦为流民或豪强的佃户。这就是皇权所『映射』，或是所『代表』的民众最根本的需求——生存与稳定的需求。皇帝行使的公权力，其合法性正来源于能否履行这一职能。如果皇帝或其官僚系统失败，导致民不聊生，起义就会爆发，其合法性即告崩溃。
可是儒家所产生出来的士族，以及在士族衍生出来的官僚，却是干着与『重农』口号相反的事情。这些官僚本身一旦获得权力，其作为个人的私欲和作为家族的利益就会膨胀。他们利用权力兼并土地、徇私舞弊、逃避赋税。
于是，三角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
皇帝发现，本应用于管理民众、汲取资源的官僚系统，本身就成了最大的资源掠夺者和秩序破坏者。东汉皇帝，特别是中后期，曾试图反抗，他们能依靠谁？外戚和宦官。
这两者都是皇权的延伸，没有独立的社会基础，只能紧紧依附皇权。这就是为什么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特别多的原因，其本质是皇权试图绕过甚至打击已经异化的士族官僚系统，重新掌控局面的努力。但这些努力最终失败了，因为士族的根基已经过于深厚。
广大民众在这个博弈中通常是沉默的承受者。
不过，当这个矛盾激化到极致，民众就会用极端方式表达意志。但有趣的是，最终站出来镇压起义、并在此后瓜分天下权力的，正是那些拥有私人部曲和庄园的士族豪强。他们反而通过镇压起义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实力，他们维护王朝的统治行为，实际上是进一步破坏了王朝。
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一个旨在强化公权力的制度，却在实践中培育出了最大的私权集团。
崔琰身体微颤，以袖拭汗，声音已失却了最初的从容，『大……大将军之论……石破天惊……然，然土地、宗族、乡评，乃千年传承之基，纵有弊病，焉能……焉能一旦尽毁？譬如大病之人，不可遽下猛药……当渐之进也，以教化引导，徐徐图之……』
斐潜语气稍缓，却依旧坚定：『先生仍以为此乃「弊病」？此乃沉疴！先生言「渐」，请问，自光武至今，近二百年，可曾「渐」好？唯有每况愈下，直至天下崩解！黎民百姓于乱世中辗转呻吟，易子而食之时，谁人来听这「徐徐」之论？！』
『如今山东之地，胡佛日盛。彼胡佛之教，义理浅薄，何以能动华夏民心？盖因本土之儒道，或高悬于庙堂，沦为士族进身之阶；或遁世于山野，寻求个人之逍遥。于百姓之生老病死、饥寒困顿、所求所欲，可有半分真切关怀？口称重农桑，毁农户家园者何人？言必清净之，摄财炼丹药又是何人？』
斐潜看着崔琰，沉声说道，一字一顿，『此时此刻，来的只是胡教，只称胡佛好……若是有朝一日，来的不是佛经……呵呵，就算是去了胡佛，又来什么天帝，当之如何？教义不得传，便是举刀枪呢？更何况，儒道之传人，相夺民田民产，那么……佛亦夺田产，争人口，纳奴婢……哼，又是如何？』
『这，这断然……不会如此……』崔琰头上的汗，怎么也擦不干净。因为他知道，斐潜所描绘的，不是可能，而是必然。
儒也好，道也罢，其实最开始，都是为民代言的……
孔孟说，民为重啊……
老庄言，清静无为休养生息啊……
结果呢？
半夜鬼敲门。
可有半分的『民重』，半点的『清净』？
崔琰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他艰难地抬起头，望向斐潜。
眼前这位骠骑大将军的身影，在秋阳中显得异常高大，其目光所及，似乎已超越了这个时代，望向了一个他无法完全理解的遥远未来。他原本准备的的所有说辞、所有引经据典的辩护，在斐潜这番基于历史长河兴衰规律的宏大剖析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短视甚至……
显得虚伪。
良久之后，崔琰声音干涩，几乎难以成言，『琰……今日方知何为……洞鉴古今……大将军之论……请……请容琰……细思之……』
斐潜颔首，『善。先生可至关中河东，遍观某治下之学宫、工坊、田垄……亦可与那些新晋之寒门官吏、立功之军中士卒、甚至识字之农夫谈上一谈……不过……另有四字，先生需记下……』
崔琰拱手问道：『请大将军赐教。』
『时不我待。』斐潜淡然说道。
崔琰愣了一下，便是深深揖礼。
此次弯腰的幅度，远胜来时。
他退出大堂时，步伐竟有些踉跄。
阳光依旧明亮，但他心中的世界，已然是被搅得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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