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百官登朝，联席而坐。以品秩为序。通常而言，文左武右，万石居首。
然，今汉却有特例。另设“三独坐”。
“三独坐”指：尚书令、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在朝会时均专席而坐。百官朝会皆接席，唯此三官独坐一席，以示优宠。亦省作“三独”。
此三独坐，乃位卑权重之典范。
时人席地而坐，一般均联席并坐。唯尊长独席而坐。《礼记·曲礼》：“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郑玄注日：“席以四人为节，因宜有所尊。”孔颖达又疏日：“古者地敷横席而容四人，四人则推长者居席端。若有五人会，应一人别席，因推长者一人於异席也。”因此“父子不同席。”郑玄注日：“异尊卑也”。
一言蔽之：一张草席最多只坐四人。四人若平辈，长者居首。若有五人，长者异席而坐。且父子不同席，以示尊卑。
故汉人眼中的尊卑，不仅有地位之高低，还有传承之先后。正如汉字，往往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双属性。
除三独坐外，还有“绝席”。
朝会时，除去三独坐，百官均依照秩次，接席而坐。然尊者，却可与他人隔席而坐，是为“绝席”。
《后汉书·张禹传》：“延平元年，迁为太傅，录尚书事。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舍宫中。给帷帐床褥，太官朝夕进食，五日一归府。每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通鉴》胡注日：“绝席者，朝位独在百僚上，不与三公联席也。”
“建武八年，中郎将来歙袭略阳，杀隗嚣守将而据其城。”光武甚悦，“于是置酒高会，劳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来歙攻城拔寨，立有大功。故在诸将之上独坐。
换言之。劳苦功高，立有大功者，得陛下特赐，可于朝会中专席而坐。
先前蓟王独占鳌头，正是“绝席而坐”。
陛下荣宠是其一。蓟王功大是其二。亦遵循今汉旧制。
陛下翌日下诏，许蓟王兴建函陵。
蓟王在城西前大将军梁冀菟园中大兴土木，于是便依法依规，合情合理。
“陵寝”又称“陵园”。足见其大。亦足见其美。尤其时人事死如事生，兴厚葬风俗。地下为陵寝，地上为宫殿。陵园的制式为：“东帝西后”。东为帝陵，西为后陵。帝陵东侧，多为陪葬墓群。园中除去预留足够墓地，陪葬先帝老臣。还就近建有陵邑，安置守陵人。
《汉书·宣帝纪》载：本始元年（前73年）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资产百万以上）”徙平陵，二年又“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
换言之。刘备在王陵内大兴土木，符合时人厚葬风俗。且将王陵修在洛阳西郭，用意不言自喻。蓟王欲效仿周公，辅佐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能为国君守陵，亦是莫大的荣誉。待函陵建好，蓟国高官、富商、豪杰，便会纷至沓来。迁居陵邑，为蓟王守陵。此，亦是祖制。无可指摘。园中囤聚守陵兵丁，更实属平常。一切都如此完美。
有了函陵，刘备便可置“函园贵人”。函园贵人，属于“诸园贵人”。
话说，陛下继位后，追尊父刘苌为孝仁皇，因皇陵名“慎陵”，故尊母董氏为“慎园贵人”。
于是乎，必先有陵园，后才能封诸园贵人。
诸园贵人，即是枕边人，又是守陵人。刘备已想好，函园贵人，自当封给以希雷娅女王为首的亚马逊。
修建王陵，非一日之功。甚至穷毕生之力，亦不在少数。陛下初登基，便着手修建皇陵。足见一斑。然，函陵却是距洛阳城最近的一座陵邑。不过五里之遥。陛下将这块前朝的不毛之地，高价售出，看似占了大便宜。然对蓟王而言，在帝国心腹之地有一座专属自己的城邑，其获利又何止千百倍。所获利益，不仅有实物，还有看不见的政治影响力。
大国营城，气象自不一般。待园中阳港建成。盐渍大木成船运来。凡洛阳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诸材，就近装车、装船，源源不断运入园中。蓟王当面，何必谈钱。
蓟国能工巧匠，随船而来。
园中景象，可谓日新月异。
草创的幕府大营旋即被雄伟的障城“九坂坞”团团包裹。顺山坂而下，东西二坂，共计十八衢，已被筑好的青石大道，纵横分隔。
初步估算，山底平地能建宅邸万余户。纳民十万有余。函园横八竖六，面积虽大。奈何还有二崤土山，宛如长龙，制霸正中。占据园中颇多土地。若向坂上挺进，便要如督亢那般，排建干栏重楼。先不急。预留规划，先把平地建齐。
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
平地建楼，自然事半功倍。
先时，殖货里大商家，再为蓟王设流水长席。蓟王颇多感激。
问商人何所求。
商人皆言，闻王上在城西兴王陵。可否容我等搬入园中，世代为王上守陵。
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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