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人都知道，具体负责税赋收缴、诉讼桉件、上传下达这些具体事务的胥吏是官僚系统的‘神经末梢’，它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地位是要超过其在官僚系统中的现实位置的。
神经末梢不够通达，政令就不通畅，上面十分的努力到了他们手里就剩一分的功效。
但在明代，关于胥吏当官这种事，基本就是没啥前途和希望，这是总的特点。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胥吏转任官员的。
虽然太祖皇帝多次下令，胥吏不准参加科举，但不准当进士，不是说不能当官，只是朱元章觉得让什么罢闲官吏、娼优之家参加科举，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所以他是把这些‘底层’人士的科举机会一齐抹杀了。
但洪武建元，国家草创，正是用人之时，而且他杀了多少官啊？
所以在洪武年间，吏员不可以考科举，但可以做官，用什么办法，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第一个不让吏员当官的是永乐皇帝。
永乐七年，太宗召见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问其出生，其中二十四人为进士，还有洪秉等四人为胥吏。
于是他申谕吏部：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诏：自今勿复用吏。
洪秉等人就特别的倒霉，莫名其妙见了一趟，就被太宗皇帝给贬黜为序班。
这是鸿胪寺的一个官职，具体负责朝会和宴飨等礼节，和御史那是天壤之别。
不过那也不一定是坏事，碰上永乐这种残忍和强势的帝王，御史过于聒噪，说不定还会被他一刀砍了。
然而要说明的是，永乐七年的这个圣旨，是不让胥吏当科道官员，其他官员还是可以当的。
不过对于胥吏的政治前途收紧这一趋势是没改变的。
到宣宗朝以后，即便转仕成功的官员，也基本不会获得重用。
而明朝中后期，基本不会见到有吏员转官的记载，大多数还是为杂官。
而这些胥吏杂官偏偏还采取就近原则，于本地服役，因为觉得他们长于地方，熟悉乡里，可以成为沟通官民的媒介，有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促成政务的具体实施。
这……也不能说没道理。
只是实际当中已经完全变味。
而官员的任用，一般是要回避家乡的。
所以说官员很难形成威信，老百姓都知道你会走的。
真实的情况，便如那位黄四郎——他只是流水的县官，您才是铁打得老爷。
许多官员本身也知道自己要走，那么自然懒得去捅一个地方的马蜂窝，只要不出大事，随便下面人整，他主要需要把上司给伺候舒坦了，三年一过，贿赂贿赂，弄个优等什么的，又到别处去当官了，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这一套官和吏的逻辑如果理得清楚，就会发现其实一个地方的治理的好不好，真的不是来一个会读书、品行好的知县就可以的。
朱厚照对这一套都是清楚的。
所以他才问那个问题。
如果做官无望，是不是就是一心敛财？
而对于杨一清来说，他要考虑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胥吏乃末流，自太宗、宣宗、宪宗以来对胥吏入官多有限制。便是知其学识、品行不足为官。胥吏不许科举、不能为官，此皆为祖制，臣请陛下，三思。”
朱厚照不是真的十九岁、长在宫里的少年。
他内心知道，胥吏的处境越发艰难，关键是有一个群体不接纳他们。
这个群体就是官员本身。
道理也简单，我寒窗十年苦读考中进士才可以做官，你一个胥吏凭什么也可以和我一样？
再者说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给你们占一点儿，我就少一点儿。
所以不管是从面子、祖制以及利益角度来说，开这个口子，绝对会招致整个官僚系统的反对。
但朱厚照不是什么无法掌控朝堂的软弱皇帝，他有自己的力量和手段。
“其余人呢，都是这样觉得吗？”
梁储也附议，“此例不可擅开，否则必有动荡。”
“臣附议。”王炳也表态。
朱厚照挠了挠鼻子，“朕知道了。”
其实皇帝的权力比想象中的要大。
胥吏能不能当官这种事，其实可以看明宪宗发明的一个词，也就是‘传奉官’。
那都不是胥吏不胥吏的问题，连唱戏的、炼丹的都可以当官。
所以胥吏当然可以当官，关键在于他这个皇帝的意志。
而且，在方法上有要取舍。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
这件事，他可以不说，但可以做。
做了一个两个……到数量多了，路自然就被趟出来了。这样比硬顶着整个官僚系统，要好的多。
朱厚照心里这么想，嘴上还是在问：“既然都附议，那么胥吏贪腐之事，总归要有个解决办法。不必说什么严惩之类的话，便是官员，朕都严惩，可又有什么用处？”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要人家干活，却不让人家升迁，完了还不允许人家捞银子，这像是治理？怕是有点缺德和缺心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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