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教此妖异之言！”
李潼刚才还是淡笑着，听到这话后脸色却陡然一沉，顿足怒声道：“若朝廷真以国宾之礼相待，荣养都畿，我自当出入趋迎介国公！但何者乱臣，进此妖用，竟使介国公蒙尘逆旅、走使劳顿！行台甲力盛养，所待匡正，介国公但有一言斥我失礼，我自率甲入都，斩此乱臣！若不然，承恩殊加镇国重号，介国公见我不拜，所恃何者！”
“请介国公落车！”
听到雍王殿下斥声，潼关众将士顿时捶甲怒号，一时间声震于野，甚至就连大河涛涛浪声都被压过。
关前众朝廷将士们闻此呼喊声，一时间也是骇然色变，普通士卒尚且不明所以、唯是惊悸，但两名南衙将领并介国公车前诸使员则就神情惊变，心中暗呼糟糕。
国朝二王，周介公、隋酅公，此二者地位超然，为国宾友，不入臣班。太宗贞观年间，送樱桃给酅公，言奉则以酅公为尊，言赐则以酅公为臣，最终是听从虞世南建议言饷。从这一点，可见二王之后地位超然。
所以按照正常的礼仪制度，雍王见介公是要作礼尊敬，当然前提是介公乃二王之后。
但在永昌年间，唐家所尊的二王三恪发生了变化，以周、汉为二王，舜、禹、汤为三恪。这当中的周可不是北周介公，而是先周姬氏。
这一次改立二王三恪，虽然是武则天为自己代唐履极而做的准备工作之一，但毕竟是以大唐朝廷的名义而定。
如今国业虽然归唐，但这一前制却没有明文改变。毕竟李旦自己都还没有返回关中祭祀祖陵，就不要说给二王之后正名、恢复地位了。
介国公地位超然，一则在于唐家创业以来的积习、从武德以来便以周隋为二王之后，二则就是其家之于关陇勋贵群体的非凡意义，毕竟就连八柱国之家都是端过宇文家饭碗的。
但其实从正规的礼法而言，介国公的地位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认不认看你自己的态度。
这就是李潼恼怒的原因所在了，朝廷以介国公西来，就是为了逼他表态。
他如果向介国公见礼，那就代表着认可朝廷革命以来各种礼法改制，包括目下朝中裴炎平反等一系列热点事件，甚至需要考虑该不该迎皇帝西归祭祖。
可如果他不向介国公见礼，那就是否定所谓的革命成果，否定自身在革命中的功勋，乃至于是与关陇集团划清一个界限。
毕竟，二王如今虽然不得法礼承认，但长久以来就是关陇集团所信奉的唐业正统来源。任何质疑这一点的人，都可以说是关陇集团的敌人。
二王三恪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宾朋的礼法问题，更直接决定着王朝法统性有何而来。
以周、汉为二王，摒弃当中的魏晋南北朝，这种正统追定并不发源于武则天，早在隋朝就有大儒王通为代表的关东人士在倡导此议。初唐四子的王勃之所以这么倒霉，就在于他也不自量力的加入到这种讨论中来，秉承他爷爷的主张。
甚至于就连李潼的亡父李贤，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这种争执的一个牺牲品。
高宗李治对于摆脱关陇门阀进行了诸多尝试，也卓有成效，但在改变二王三恪这一问题上，仍然有所保留，不够坚决。李贤作为其太子，就充当了一定的投石问路的棋子作用。且不说府中员佐配给，单单其所修颇具学术价值的章怀注，就可以说是继学南朝。
在这一点上，可能李贤探索的太远，做的甚至超乎高宗想象，所以让高宗都隐生忌惮。这或许并不是李贤被废的最主要原因，但起码是有一定因素在其中。
李潼虽然常说没有接受太多他老子的遗泽，但其入世之后，江南人士对他分外热情，除了时势所致，也有一定的此类渊源在内。
捋清了这一条线，就明白了朝廷使派介国公西进的险恶用心。对此李潼自然不接招，他之所以来到潼关，也不是为了迎接介国公，只是为了把其人堵在潼关以东。
你说他是国宾，结果你把他当狗使唤，还让老子行礼，这特么是什么道理！
真要抬这种硬杠，搞意识形态斗争，老子现在就杀去洛阳、你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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