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元首此时正在柏林的办公室里面接见一个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任务，那就是苏联大将弗拉索夫。
苏德战争爆发前，弗拉索夫担任第4机械化军军长，1940年1月，出任新组建的第37集团军司令，在乌克兰方向参加正面防御作战。
弗拉索夫在一个叫皮亚特尼察的小村子成了德国第38步兵军的俘虏，在隆美尔元首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化下，在弗拉索夫听闻自己的父母被斯大林枪决，妻子儿女被遣送西伯利亚劳改的情况下，弗拉索夫很快变节投降，完成了从“红军英雄”到“法西斯帮凶”的蜕变。（斯大林下给弗拉索夫下的定义。）
隆美尔元首为什么召见弗拉索夫这个苏军大将俘虏？因为隆美尔元首需要一位即懂军事，又有威望和影响的苏军高级将领来组建俄罗斯解放军，但上诉条件的时候，又必须要和斯大林政权有血海深仇，
真是天助隆美尔元首，弗拉索夫有房条件都非常符合隆美尔元首的要求，今后那些苏联庞大的苏联战俘终于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了。
历史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数百万的苏军士兵被德国俘虏，其中有超过100万的苏军俘虏投降后加入了德军部队，这些“志愿者”的一些后来被编为“俄罗斯解放军”，由投降的苏军将领弗拉索夫担任司令。
首先，弗拉索夫的叛变并不是一个孤立行为，它是与当时的整个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的。
在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遭受了相当惨重的损失，总共有524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人俘虏，其中380万人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被俘的，这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苏联士兵在1941年夏天陷入了德国将军们精心策划的重重包围。一方面是出于卫国战争初期严峻形势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出于斯大林的****。
因此在战时的苏联根本没有“战俘“这个概念，只有“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在1941年4月6日签发的第270号命令指出，红军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不作俘虏。
指挥官被授权枪毙敢于为避免一死而当俘虏的人。这种作法对于苏联军人固然太过于苛刻，甚至太不公平，但也是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所造成的。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也规定将被俘红军战士的家属交法庭审判，同时将这些家属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被俘的苏军士兵愿意与否，他们要么选择在集中营里成为“烈士“，要么选择与德国人合作反对自己的祖国。
另外，由于法西斯德国的残暴对待战俘，集中营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迫使部分意志薄弱的俘虏与德国人合作。
德国军事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霍夫曼写道：
“士兵们被俘时身体极度虚弱，战斗期间，他们有时6-8天没有东西吃，甚至在向他们提供充足食物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能力进食。
几乎所有的战俘营都报告说，很多战俘在第一次进食后就失去了知觉，然后就死了。“
事实上，德国人根本就不打算为苏军战俘提供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而希望将苏军战俘全部强制劳动虐待至死，甚至干脆全部屠杀，整个战争期间，至少有250万苏联俘虏死于集中营。
对弗拉索夫来说，集中营的恐怖情况使他产生了恐惧。一方面是大量的俘虏从前方蜂拥而至；另一方面是面临死亡的无情折磨，而集中营的消息完全是有利于德国人的。
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行走进集中营，弗拉索夫终于丧失了信心，认为苏联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与德国人合作，建立一个对德国屈膝投降的傀儡政权，也许弗拉索夫认为这样做能够让俄国少流些血。
这一思想在弗拉索夫的头脑中逐渐形成，当他成为叛徒后，曾经对自己的部下辩解道：
“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在有丛林和沼泽的那个地方，我终于得出了结论：我的义务是动员俄罗斯民族投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设新俄国的斗争。“
他的这些话无疑是在为自己的行径找借口，并试图以此来欺骗自己。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他的行为毫无疑问是的背叛斯大林。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弗拉索夫把自己绑到了德国的战车上。
尽管弗拉索夫表现出与德国人合作的意愿，但是起初包括希姆莱在内的纳粹党高层人物却对他不屑一顾。
除了偶尔让他到集中营里向俘虏们发表讲话以外，弗拉索夫一直被软禁在柏林郊区一座不知名的别墅里。
期间，弗拉索夫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走上了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道路》的******，对苏联社会制度和斯大林本人进行了恶意攻击和指责，同时号召每个俄罗斯人都起来推翻苏维埃制度。“
然而，德国人并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利用这个变节者。希姆莱认为弗拉索夫是一个“蠢猪和叛徒“。
1943年，弗拉索夫在被占领的普斯科夫首次公开发表讲话后，威廉?凯特尔元帅甚至下达了一个严厉的命令：
“鉴于被俘的俄国将军弗拉索夫在未经元首批准和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外出，并发表未经审定的厚颜无耻的讲话，兹命令立即将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转入战俘营严加看管，不得让他离开这个战俘营。“
只有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看到了弗拉索夫的利用价值。1945年春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
“中午我与弗拉索夫将军进行了一次内容详尽的谈话，他是一位知识十分渊博和精力充沛的俄国军事长官，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只有在摆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掌握类似德国人民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俄国才有可能得救。“
一半是戈培尔的举荐，一半是形势所迫，在第三帝国面临灭亡的最后几个月里，希特勒终于想到要利用驯服的弗拉索夫组建俄罗斯解放军，可此时战争的趋势已经无法更改，希特勒就这样白白错失了这千载难逢的“人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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