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它了。”
阿依江看着他，眼神复杂。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有人拍着胸脯说要改变红山牧场，来了，看了，拍了照，然后走了。那些牧民等了一拨又一拨人，等到连失望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威，你知道那个地方有多难吗？”她的声音低下来，不是打击，是提醒，“那里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几十年的积弊。草场退化是生态问题，羊卖不出去是市场问题，年轻人跑光是发展问题。三个问题缠在一起，像一个死结。”
杨威点头。
“你知道之前有多少企业去考察过，最后都撤了吗？”阿依江继续说，语气像在念一份病历，“七家。七家都走了。最后一家走得最干脆——老板开着路虎进去，颠了三个小时，到村口看了一眼，掉头就走，连车都没下。”
杨威又点头。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阿依江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她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杨威想了想。不是那种客气的、敷衍的想了想，而是真的在想——他想起了红山牧场那些老人的眼睛，想起了土坯房窗户上糊着的塑料布，想起了那个说“我给你磕头”的大爷。他想起自己在非洲看到的那些难民，想起他们也是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然后他说：“因为那些牧民还在那儿。”
这句话没有任何修辞，没有任何煽情。它就是一句陈述，像“今天下雪了”一样朴素。但阿依江听到的瞬间，愣住了。
她低下头，假装在整理桌上的文件。但杨威看到了——她的眼眶红了。
那天下午，杨威和张建疆没有在阿依江的办公室里多待一分钟。他们说走就走，直接开车去了红山牧场。
路确实烂。说它是路，都是抬举了。其实就是戈壁滩上压出来的两道车辙，被雪一盖，根本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坑。车子颠得像筛糠，张建疆死死抓着扶手，嘴里骂了一路——骂路，骂天气，骂杨威，骂自己脑子进水为什么要跟来。
“杨威！你是不是跟我有仇！我上辈子欠你的！”张建疆的脑袋撞上车顶，疼得龇牙咧嘴。
杨威不说话，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雪光刺眼，他的眼角被晃出了泪，但他没眨。
开了三个半小时，终于看到了几间土坯房。
那些房子蹲在雪地里，像一群瑟瑟发抖的老人。土墙开裂，裂缝里塞着碎布和干草，试图挡住风，但风还是从每一个缝隙里钻进去。窗户上糊着塑料布，被风吹得鼓起来又凹下去，发出呼嗒呼嗒的声响。屋顶压着石头，大的有脸盆那么大，小的也有西瓜大，怕被风掀翻。村口没有路牌，没有路灯，只有一根歪歪斜斜的电线杆，上面挂着一只不亮的灯泡。
杨威把车停在村口，下来一看，心凉了半截。
不是凉，是冻住了。
几个孩子蹲在墙根下，脸蛋冻得通红，鼻子上挂着清鼻涕，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从车上走下来的陌生人。他们穿着明显偏大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手背上全是冻疮。最大的那个孩子大概七八岁，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两个人挤在一起取暖。
一个老人走过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大衣，领口处补了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布。帽子是羊皮的，歪戴在头上，露出花白的鬓角。他用生硬的汉语问：“你们找谁？”
杨威走上前，伸出手：“大爷，我们是来收羊的。”
老人愣了一下。他的表情变化很慢——先是困惑，然后是不信，最后是一种苦涩的、习惯性的苦笑。那种苦笑杨威见过，在非洲的难民营里，在那些已经放弃了希望的人脸上。
“收羊？”老人摇摇头，把手缩进袖子里，“今年没人来收羊。我们的羊卖不出去。”
杨威心里一沉。那一声“没人来收羊”像一块石头，砸在他心口上。
张建疆在旁边小声说：“你看，我说吧。这个地方——”
杨威没理他。他继续问：“大爷，你们有多少羊？”
“我家有八十多只。”老人说，指了指远处的一个羊圈，“村里多的有上百只，少的也有二三十。加起来上万只，全压着。越压越瘦，越瘦越卖不出去，越卖不出去越没钱买饲料，越没饲料越瘦。死循环。”
他说“死循环”三个字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汉语，咬字很准。杨威后来才知道，这个老人叫哈布力，年轻时上过汉语学校，当过村里的会计，是红山牧场少有的能说流利汉语的人。
杨威看着那些土坯房，看着那些冻得通红的孩子，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沉默了很久。雪落在他的肩头上，落在他那件磨出线头的军大衣上，落在他的睫毛上。他没有动。
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哈布力，声音很低，但很清晰：“大爷，能带我看看你们的羊吗？”
哈布力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往羊圈走。杨威跟在后面，踩着他踩出来的雪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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