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圈是用铁丝网和木桩围起来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羊确实多，但都瘦——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毛色暗淡，眼神呆滞。草场退化，饲料不够，羊长不肥。地上撒着一把干草，黄得发黑，羊都不太愿意吃。
杨威蹲下来，抓了一把饲料看了看，又凑近闻了闻。然后他走到一只羊旁边，摸了摸它的皮毛——粗糙，干涩，像摸一张砂纸。他又看了看羊的蹄子和牙齿，动作很熟练。
张建疆在旁边看着，有点意外。他不知道杨威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些。
杨威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草屑。
“建疆，”他说，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你记一下。”
张建疆掏出本子，哈了口气，笔尖抵在纸上。
“第一，饲料问题。得找专家来看看，能不能改良草场，或者搭配精饲料。现在喂的这东西，连羊都不爱吃，怎么可能长肉？”
张建疆刷刷地记。
“第二，品种问题。”杨威蹲下来，掰开一只羊的嘴看了看，“这羊的品种不行，长得慢，肉也不够好。你看这体型，出肉率太低。得引进好品种，用良种公羊配种，改良后代。”
张建疆继续记。
“第三，销路问题。”杨威站起来，目光越过羊圈，看向远处的雪山，“这个我来想办法。”
哈布力在旁边听着，浑浊的眼睛慢慢亮了。那种亮不是突然迸发出来的，是像一盏被点了很久的灯，终于有人拨了拨灯芯，火苗蹿了上来。
“你……你是真来收羊的？”他的声音在发抖。
杨威转过身，看着哈布力。他看到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不是感激，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破碎的希望。他知道这种希望有多脆弱，也知道如果这次再让它们破碎，可能就再也拼不起来了。
“大爷，”他认真地说，一字一顿，“我不是来收羊的。我是来帮你们把羊卖出去的。”
哈布力愣了半天。雪落在他的羊皮帽子上，积了薄薄一层。然后他突然弯下腰——不，是要跪下去。杨威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他，两只手架着他的胳膊，硬生生把他拽了起来。
“大爷！别这样！”
“小伙子，你要是能帮我们把羊卖出去，我给你磕头！”哈布力的声音沙哑了，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你不知道，我们等了多少年……等了多少年啊……”
杨威扶着他，感觉那双干瘦的手臂在发抖。他心里堵得慌，像被塞了一团棉花。
“大爷，我不是来要你们磕头的。”他的声音有点哑，“我就是觉得，你们的羊不该烂在这儿。”
那天晚上，杨威和张建疆没走。
他们住在哈布力家里。房子不大，就两间，外间是厨房兼客厅，里间是卧室。土墙，泥地，屋顶上糊着报纸，已经被烟熏得发黄。炉子里烧着牛粪，屋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羊膻味、牛粪味、馕的香味混在一起。
哈布力让他们睡里间的炕，自己睡外间。杨威坚决不肯，最后三个人挤在炕上，盖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被子。
牧民们听说有人来了，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的坐炕沿上，有的蹲地上，有的倚着门框。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有的说汉语，有的说哈萨克语，哈布力在旁边翻译。
杨威问了很多问题——羊的品种从哪儿来的，饲料在哪儿买的，草场什么时候开始退化的，往年羊卖给谁，价格多少，牧民们有什么想法。
一个叫加尼别克的年轻人说：“以前有人来收过，给的价钱低得不像话，一只羊才给三百块。我们养一只羊的成本都不止三百。”
一个叫古丽娜尔的女人说：“我们想自己卖，但是没有渠道。拉到县城去，人家不收散养的，说要什么检疫证明，我们办不下来。”
一个叫托合塔尔的老人说：“我年轻的时候，这片草场能没过膝盖。现在你看看，草根都露出来了。羊没得吃，我们也没办法。”
杨威听着，心里慢慢有了数。张建疆在旁边疯狂地记，本子翻了一页又一页，手指冻得发僵，但还是不停地写。
凌晨两点，人才渐渐散了。杨威躺在炕上，听着外面的风声，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把今天听到的信息一条一条地过——饲料、品种、技术、资金、渠道、检疫、品牌、物流——每一条都是一个坑，每一个坑都得填。
第二天一早，他们继续往里走。
红山牧场很大，一个牧场就是一个乡。他们跑了三天，看了十几个定居点，见了上百户牧民。最远的一个定居点在一条河谷里，开车进不去，他们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那户牧民是一对老夫妻，儿子去城里打工了，三年没回来。老两口养了五十多只羊，瘦得像狗，但老太太还是把仅有的几个馕拿出来招待他们。
每天晚上，杨威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白天看到听到的东西记在本子上。饲料、品种、技术、资金、渠道、品牌、物流、政策、培训——一条一条，写得密密麻麻。他的字很丑，像蚂蚁爬，但每一个字都用力到几乎把纸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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