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拐进马场胡同的时候，雪已经停了。
胡同两边的院墙在雪夜里泛着青灰色的光，墙头上的枯草被雪压弯了，垂下来，像一排耷拉着脑袋的老人。
有几户人家的屋檐下还亮着灯，暖黄色的，落在雪地上，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亮。
停好车，推开门，门槛上积了一层薄雪，鞋底踩上去，留下淡淡的46码的脚印。
院子的轮廓在夜色里沉睡着。
石榴树的枝丫上挂满了雪，像是开了一树的白花。树下石桌石凳上也落了雪，厚厚的一层，平整得像刚从模子里倒出来的豆腐。
影壁下面那几丛竹子被雪压弯了腰，竹梢垂到地面，在风里轻轻摇晃，抖落几粒细碎的雪末。
李乐环顾了一圈，叹了口气。
南高丽那边，老狐狸想外孙，自己又端着，让洪罗新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促，大小姐前几天带着两个孩子回了汉城。曾老师去了沪海看望在那边已经望眼欲穿的老李。老太太被叫去了山上小住。
一时间，偌大一个院子，现在就剩下他和老王“相依为命”。
回了屋，洗了澡，捏着一罐儿可乐滋儿咂着，走到书桌前坐下。
书桌上摊开的笔记本上还留着昨天写的几行字，字迹潦草，像是随手记下来的想法。
想了想，喝了一口可乐，拿起笔，在那几行断句后面续上。
笔记· 第十四
边缘青少年与“江湖”想象，以二坤（杜建伟）为例
那个在都市丛林中反复出现的命题，当一个青少年在主流社会的评价体系中被判定为失败品，他会在哪里找回尊严？
二坤不是个案。他是无数个在城乡结合部、老胡同、城市底层社区里挣扎着长大的少年的缩影。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学校给他们贴标签，“差生”“问题学生”“没出息”，家庭给不了他们出路，要么是高压管控，要么是放任自流，社区给不了他们正向的榜样，胡同口、网吧、台球厅里徜徉的社会青年，才是他们触手可及的成功学教材。
二坤们为什么会被“江湖”吸引？默顿的失范理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社会文化倡导所有人追求同一个目标，财富、地位、成功。
但它并没有公平地、平等地向每个成员分配达成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
对于家境优渥、教育资源充沛的孩子来说，补课、考大学、考证、考公、考研、留学.....是一条清晰的上升通道。但对于二坤这样的青少年来说，这条路从他们小学三年级成绩跟不上那天起，就已经被封死了。
老师对他的态度从你努力一下还能跟上变成了你别影响其他同学。父母的期待从好好学习变成了别给我惹事就行。当合法手段被系统性地剥夺，个体就会产生适应性反应。
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创新”，即放弃合法手段，转而采用不被主流认可但能在特定圈子里获得回报的手段去追逐地位和尊重。
混小团伙、混街头，就是这种“创新”的典型表现。
学校告诉他“你废了”，家里骂他“不争气”，但混圈儿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你够狠，以后跟我混”。他从一个被主流抛弃的“废物”，瞬间变成了一个被替代系统接纳的“人才”。失范不是他天生坏，是系统先把他挤出了跑道。
于是，“江湖”这个概念，迅速填补了群体归属的真空。
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和“镜中我”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二坤为什么会对那帮兄弟，“江湖”，产生强烈的依附感。
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尚未定型，极度依赖“重要他人”对他的评价来建构自我认知。
当家庭冷漠或高压导致缺乏无条件的接纳，当学校将他边缘化，留级、被嘲笑、被当作反面典型，他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到的自己，就是一个“差生”“捣蛋鬼”“没出息的东西”。
而“江湖”，恰恰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初级群体。他们天天在一起喝酒、打架、互相撑腰，用昵称、暗号、共同的敌人来强化“我们”的概念。
在这个群体里，他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角色，从“小弟”到“骨干”再到“大哥”，每一步都有清晰的晋升阶梯。
在这种环境里，他的“镜中我”被重新定义了。
他不再是那个在课堂上举手没人理会的透明人，而是“讲义气、有种的男人”。不再是那个被班主任点名批评的捣蛋鬼，而是“老大罩着的兄弟”。
这种身份的转换，对于一个长期处于自尊匮乏状态的青少年来说，其吸引力远远超出了外人所能理解的范畴。
他在教室是空气，在兄弟堆里却是“某哥”“某老大”，人这种动物，宁可在混混堆里当狼，也不想在教室里当狗。“江湖”最先卖给他们的，从来不是违禁品，而是归属感。
科恩的地位挫折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深层逻辑。
底层男孩在学校里遭受持续的地位挫折。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是他们难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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