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发展出一种反向的评价标准作为反抗：强硬、不怕事等于有骨气。不巴结老师、不服从权威等于有原则。打架、抽烟、好勇斗狠，这些都成了一种“独立”的身份符号。
这与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布迪厄说的是上层阶级如何通过品味区分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科恩描述的则是底层群体如何通过刻意违反主流品味来构建自己的优越感。
这是一种反向的品味区分，故意使用被主流社会鄙视的符号，来建立自己圈子内的声望等级。
他觉得穿校服低头进教室很丢人，但叼着烟靠在巷口，讲两句“道上规矩”，立马觉得自己有型有故事。
这不是蠢，是他在用一种反主流的审美体系，给自己捏造一个新的身份。
写到这儿，李乐扔下笔，点开现在国内还能用的“狗哥”，搜了搜“陈浩南”，不过打开来，显示的都是“伊面分手 深夜买醉”、“双琪夺面，昔日情敌握手言欢”、“世纪渣男的新恋情曝光，疑似高球场慧健”、“狐狸精VS负心汉”的标题。
李乐嘬了嘬牙花子，接连看了好几页八卦，才找到想要的文章。
看完了，又想了想，恶作剧心理作祟，登上了自己天涯海角的马甲，在娱乐八卦社区发了篇帖子，“最新爆料，伊面与新女友M小姐羽球场定情”，“据不靠谱街边社兼职实习记者多日观察和偶遇，最近在狗笼羽球场.....”
点击，发帖，小李秃子意满离。拿起笔，继续写道：
以“英雄本色”作为起点的港产黑帮片在最近二十年的的流行，绝非偶然。
它为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青少年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英雄剧本”，兄弟义气、快意恩仇、以暴制暴、逆袭上位。这套剧本被反复观看、模仿、内化，最终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
涂尔干的集体欢腾理论和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电影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一起喝酒、一起干架、一起拜关公.....这些仪式性的行为产生了涂尔干所说的“道德共同体感”，让人觉得“我们才是真正的江湖，外面那些都是虚伪的俗人”。
这类黑帮电影告诉你，砍人是义，护兄弟是忠，破坏社会秩序是自由。
明知夸张，但青春期的大脑就吃这一套，因为它给了你一套现成的英雄剧本，而不需要你奋斗二十年才有故事可讲。
而贝克的标签理论揭示了这个过程的终点。
当老师、警察、社会反复给二坤们贴上“问题学生”“小流氓”的标签，他们开始内化这个标签，“行啊，那我就真的是了”。越是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他越是向同类圈子靠拢，从而引发二次越轨。
这时候，“江湖”就不再只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社会一步步把他推进去的归宿。
你从小被叫作“小混混”，考差了挨骂，闯了点祸就被请家长，久而久之就会想，行，那我就混给你们看。
这不是天生坏种，是被贴标签贴到认命了。
所以，二坤们迷恋的不是“江湖”本身，而是“江湖”背后那个能让他重新定义自我的符号系统。他不是想砍人，他是想被人看见。
社会学叫它失范加初级群体加标签效应， 而古惑仔负责把它包装成浪漫。
李乐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钢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
可乐罐已经空了，他捏了捏罐子，铝皮发出轻微的变形声。
远处传来几声败犬的远吠，李乐合上笔记本，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那片反光雪地。
雪地上一串儿小梅花，从墙边一直延伸到石榴树下，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三花娘娘又来施了肥。
他忽然想起余穗下车前问他的那个问题，当时回答说，你信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
可他自己呢？他信什么？
他想了想，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太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
媳妇孩子妈奶奶不在家，小李厨子感受到了一种孤独，一种无法与人分享快乐的孤独。
这孤独来得并不猛烈，像是温水煮蛤蟆，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已经被那种懒散的舒坦占据了。
袜子可以乱扔，马桶圈不用掀，牙膏能从中间挤，洗完澡不用拖地，踩着一串儿脚印在屋里遛鸟，不用想今天吃啥，坐沙发上可以肆无忌惮地抠脚，放个屁也不用琢磨到底是悄悄掰开还是夹紧，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
毕竟，即便大小姐在外面是身家过亿、前呼后拥，一个眼神就能让三松一众社长高管瑟瑟发抖的女强人，可回到家，她还是会对老公的“恶劣行径”发火唠叨的孩子妈。
更何况还有曾老师和老太太在边上虎视眈眈，查缺补漏。
所以，李乐在家过的日子，其实不如在伦敦那么“自由”。
这些平日里被念叨的小事，忽然间没有了约束，自由过了头，就变成了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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