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手，长久地伫立在宽大的玻璃窗前，目光沉静地俯瞰着脚下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曹河县城。
视野所及，确与临平、东洪有所不同。这里楼宇的密度更高，样式也更为统一，多是那种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方盒子”式四五层建筑，灰扑扑的墙体在冬日萧瑟的天光下，沉默地讲述着往昔工业重镇的规模与气象。
思绪，不可避免地再次缠绕到棉纺厂那团乱麻上。一千九百万的债务压在心头。但这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曹河县国企真实的债务泥潭有多深？恐怕无人能给出确数。这已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秘密”：各级单位、各家工厂上报的报表，无一不经过精心“修饰”与“润色”。有的厂，如同彭树德的机械加工厂，明明自身造血能力尚存，却也要在账面上背负些贷款，用以“示弱”与“自保”，这类“策略性负债”根本无从精确统计。
而更多早已病入膏肓的厂子，其管理层为了逃避责任，刻意隐瞒、转移债务的情况，恐怕也绝非个例。
我回到办公桌坐下，手指无意识地轻叩桌面。心里想着，曹河的县长，接下来会是谁？梁满仓倒下了，留下的不仅是一个病榻上的身影，更是一个权力结构的真空。
县委书记与县长若不能协调一致、同心同德，则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一个理念相通、能担事、敢碰硬、又懂得配合的搭档，对于此刻意欲破局的曹河而言极为重要。
“笃、笃、笃。” 规律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沉思。
“进。”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
门被推开，组织部长邓文东抱着一摞材料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微笑。“李书记，您要的全县领导干部基本信息及家庭关系档案材料，我这边都整理出来了，请您审阅。”
我看着那沉甸甸的一摞，厚度颇为可观，问道：“涉及的范围，都齐了？”
邓文东将材料小心地放在桌角，站直身体：“李书记，按照您的要求，目前全县在册的、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基本信息和主要的家庭社会关系都在这里了。除了您重点关注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我把县直主要部委办局、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核心情况也一并梳理进来了。严格按照指示，只提取了个人基本情况简历和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两项。”
我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赞许。能在短短一两天内，将人事信息初步梳理成型，且能领会我只关注“基本面”和“关系网”的意图，这至少说明邓文东这个组织部长，执行力是到位的，工作态度是端正的。
那厚厚一叠材料背后，想必是组织部加班熬出来。
我缓和了语气，说道：“文东部长，辛苦了。组织部的同志们加班加点，效率很高啊。”
邓文东立刻微微欠身，主动表态：“书记啊，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组织部就是为县委选干部、配班子服务的。您今后有任何工作需要组织部门配合的，请随时指示，我坚决落实。”
我看着他，心中快速评估。组织部长这个位置，无疑是县委权力架构中的要害。其人选，往往是上一任书记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
邓文东能从副部长接任部长，固然有郑红旗的认可，但那天医院探望梁满仓的情形我心里还有着疙瘩。
不过，只要他本人能力尚可能基本执行县委意图，我还是倾向于先用着。
“文东同志，坐下说。” 我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语气很是随和。
邓文东看了一眼椅子，便顺从地坐了下来。
我打量着他。邓文东四十二三岁的年纪，国字脸，浓眉，目光沉稳，面相上确有几分组织干部常见的端正与内敛。
“文东部长在曹河工作，年头不短了吧？”
邓文东笑了笑，既不过分热络，也不显疏离：“书记，我是八五年从下面乡镇调上来，进的组织部党建科，从副科长干起。后来在干部科当副科长、科长，再到副部长。今年……承蒙组织信任和红旗书记关心，才接了部长这个担子，时间还不长。” 他的履历叙述平实，却巧妙点出了“红旗书记关心”这个关键。
能从组织部副职直接跃升为处级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这在县级人事变动中绝非“顺理成章”那么简单。
我接过话头，目光却落在那摞档案材料上，似是无意地提起：“我看过一些之前的记录，上一任组织部长，好像是受李显平书记那件事的牵连，才出了事？”
邓文东的神色瞬间收敛，声音压低了几分，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慨：“我们之前的黄部长……唉，说起来也是个能干活的人，可惜了。他……他经济上其实问题不大，主要还是政治上不够清醒，给李显平行过太多‘方便’，有些界限没划清，犯了错误。”
我笑了笑，能够客观评价一个落马的老上级，说明邓文东是重感情的。就淡然道：“文东同志，在咱们这个位置上，‘行方便’本身，很多时候就是违规的起点。” 我摆摆手，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深入，“算了，过去的事，自有组织定论。我们还是要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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