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里的界碑
乌苏里江在春天解冻时，会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冰块相互撞击，顺流而下，像是大地苏醒的骨骼在挪动。七十岁的赵守疆就站在江边，手里握着一块温热的石头——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上面用刀刻着四个字：守疆护土。
“爸，开江了。”儿子赵明远走过来，将一件军大衣披在他肩上。
赵守疆没回头，目光落在江对岸。那里曾是他们家族世代耕种的土地，如今竖着异国的了望塔。“你太爷爷埋在那儿。”他用拐杖指了指对岸一座隐约的山头，“1938年，日本人来了，他带着全村的猎户在山里打了三个月游击，最后被包围，宁肯跳崖也不投降。”
这个故事赵明远听过无数遍，但今天，父亲讲出了新细节：“跳崖前，他吞下了一块土，咱们黑土地的土。他说，吃到肚子里，就永远带走了。”
风从江面吹来，带着冰碴的腥气。赵守疆摊开手掌，那块石头上“守疆护土”的刻痕已模糊，但棱角依然锐利。“这是你爷爷刻的。1969年，边境冲突，他就在这个位置，用这把刀刻了这四个字。后来刀被收走了，石头他藏在了炕洞里。”
“为什么是石头？”赵明远问。
“因为石头最像土地——踩不烂，烧不化，洪水冲不走。”赵守疆将石头贴在胸口，“你爷爷说，人像草，一茬一茬地死。但土地永远在，记住了所有事。”
远处有马达声传来。一艘巡逻艇划开江水，艇上的年轻士兵向他们敬礼。赵明远也立正还礼，他刚从边防部队转业，军装还没脱下。
“决定好了？”赵守疆问的是儿子的去向。赵明远拒绝了省城的安置，选择回到这个边境小村当村支书。
“决定好了。像您一样，守在这儿。”
赵守疆望着儿子，像是透过他看见了一条河——从太爷爷跳崖吞土，到爷爷刻石明志，到他在这里站了五十年岗哨，现在轮到儿子了。这条河不叫血缘，叫传承。
回村的路上，赵明远说起村子的现状：年轻人都走了，剩下不到百户，大多是老人。土地撂荒，学校只剩三个学生，唯一的老师下个月也要退休了。
“得让人回来。”赵守疆说。
“怎么回来？”
“让土地长出金子。”赵守疆指着远处荒芜的田野，“咱们这儿，往地下挖三米，能挖出黑得流油的土。这样的土，全中国找不出几处。它不是土，是老祖宗用血喂肥的。”
当晚，村委会的破旧办公室里，五个村干部围着一盏昏暗的灯。赵明远把转业费全取了出来，一共二十三万，拍在桌上。
“用这笔钱，成立合作社。机械化耕种，种高油酸大豆，我联系了省农科院的专家，他们提供技术和种子。”
最年长的老会计推了推眼镜：“明远，不是叔泼冷水。机械化要钱，水利要修，路要通。二十三万，连台像样的拖拉机都买不起。”
“先买二手的，我战友在农机站，能给最低价。路，咱们自己修。我算过，从村口到国道，七公里。全村能动的都上，三个月能压出条砂石路。”
“三个月？谁干？”有人问。
“我干。”赵守疆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褪色的铁盒，“这是我五十年攒下的，十二万。加上明远的二十三万，做启动资金。路，我带头修。我七十三了，但还能挥得动镐头。”
铁盒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纸币，最下面压着一枚解放奖章，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边境自卫反击战纪念章。三枚奖章，三代人。
会散了，人走了。赵明远看着地图上那条要修的路，它经过太爷爷跳崖的山下，经过爷爷刻石的江边，经过父亲站岗的哨所。这不是一条路，这是一条用脚印连起来的家史。
第二天清晨，赵守疆敲响了村头那口废弃多年的铁钟。钟声在薄雾中传得很远，惊起江边的水鸟。老人们拄着拐杖来了，妇女抱着孩子来了，最后连在县城打工的两个年轻人也回来了——赵明远的发小，听说他要修路，辞了工。
“乡亲们，”赵明远站在磨盘上，“这条路，不是修给外人看的。是修给我们自己，修给子孙后代。路通了，大豆能运出去，日子才能好。咱们村，不能就这么没了。”
人群沉默。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问：“明远，你当了支书，咱们村能像电视里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吗？”
“能。”赵明远说得斩钉截铁，“但得先有路。有了路，才有电，才有网，才有学校有新老师。咱们村，要成边境线上最亮的那颗星。”
“那还等啥？”赵守疆扛起一把铁锨，“我打头，在我倒下的地方，你们接着挖。”
第一锹土铲下去，是黑色的，在晨光中泛着油光。赵守疆抓起一把，握紧了，土从指缝漏出。“就是这土，养活了咱们祖祖辈辈。现在，轮到咱们养它了。”
修路比想象的难。春天的冻土硬如铁，一镐下去一个白点。赵守疆的虎口第三天就裂了，用布条缠上继续干。晚上，他在油灯下给手上的裂口涂药膏，赵明远看见，父亲的手掌像是干涸的土地，布满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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