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微却毫不犹豫,拈起一粒,托在掌心。那粒稻种不过米粒大小,却仿佛承载着整片坡地的重量。她抬头看他,眼中映着电筒的光,也映着某种他从未见过的、近乎悲壮的明亮。
“它记得。”她说,“它一直记得自己是谁。”
第二天,陈砚之没去镇上参加规划会议。他去了县农科所,调阅尘封的档案,翻找“金包银”稻种的全部记载;又驱车百里,拜访一位退休的老农艺师,对方颤巍巍翻开手绘图谱,指着一页泛黄的线描:“喏,就是它。明末湖广移民带过来的,耐贫瘠,抗旱,米粒煮熟后,外层微黄,内里雪白,故名‘金包银’。六十年代还有零星种植,后来……唉,嫌它产量低,都换杂交种了。”
老农艺师浑浊的眼里闪着光:“小伙子,这稻种,不是不能种,是没人愿意种。它要的是老法子:冬闲灌水养地,春耕前烧草木灰,插秧要‘三寸三分’,不能密,不能稀……费工夫,赚不到快钱。”
陈砚之默默记下每一个字。
回到槐树坳,他找到村支书,没提规划,只拿出父亲的笔记本和农科所的资料,指着那五粒稻种:“支书,这坡地,能不能先留三年?不搞大开发,就种这个。”
支书皱眉:“三年?上面催得紧啊!”
“就三年。”陈砚之声音很沉,“我签责任书。三年后,如果亩产达不到普通杂交稻的八成,我赔钱。如果超过……”他顿了顿,“坡地的未来,听村民的。”
支书盯着他看了很久,又看看沈知微——她一直站在旁边,安静,却像一块磐石。最终,支书叹了口气:“……行。但只准你俩种。其他人,不得干涉。”
协议签在一张旧作业纸上,陈砚之按了手印,沈知微也按了。朱砂印泥鲜红,像一滴凝固的血,也像一粒饱满的种子。
开耕那天,没有鞭炮,没有仪式。只有陈砚之和沈知微,牵着一头老黄牛,扶着那把祖传的、木柄磨得油亮的旧犁铧,缓缓走过坡地。
犁铧切入泥土,发出沉闷而悠长的“噗”声。黝黑的土垡翻卷而起,湿润、肥沃,散发着亘古未变的气息。泥土深处,蛰伏的草籽、菌丝、微小的虫卵,在震动中悄然苏醒。阳光洒在新翻的垄沟上,光斑跳跃,如同无数细小的、金色的鱼。
沈知微走在前面,撒种。她不用量具,只凭手感,手指捻起几粒“金包银”,轻轻一扬,种子便如时光的碎屑,均匀落入湿润的犁沟。陈砚之随后,用耥耙将土轻轻覆上,动作轻柔,仿佛在为婴儿盖被。
他们配合得毫无滞涩,像早已演练过千百遍。一个撒,一个盖;一个俯身,一个直立;一个沉默,一个亦无言。只有犁铧破土声、种子落沟声、风过草尖声,织成一首古老而崭新的歌谣。
日子在坡地上缓慢流淌。他们用牛粪与秸秆堆肥,拒绝化肥;用艾草水与辣椒水防虫,不用农药;水稻分蘖期,沈知微半夜打着手电巡田,看叶鞘是否抱得紧实;抽穗时,陈砚之彻夜守候,记录每一株的剑叶角度与穗分化进程。他们记录的方式也变了:不再只是数据表格,而是沈知微的素描本——画下稻叶的脉络、露珠的形状、蜻蜓停驻的瞬间;陈砚之的相机,则更多对准她的手、她的侧影、她俯身时被风吹起的发丝,以及,坡地上四季流转的、不可复制的光影。
第三年芒种,坡地迎来了第一茬“金包银”的收获。
稻穗沉甸甸地垂着,颗粒饱满,色泽温润。收割那天,全村人都来了。没有机器,只用镰刀。沈知微第一个下田,弯腰,挥镰,动作利落如风。陈砚之紧随其后。接着是虎子,是王婶,是拄着拐杖的李伯……人们排成一行,在金色的稻浪里缓缓前行。镰刀划过稻秆,发出“嚓嚓”的轻响,整齐,坚定,仿佛一种古老的应答。
打谷场上,新稻堆成小山。脱粒、扬场、晾晒……每一道工序,都由村民亲手完成。当最后一粒稻谷在竹匾里铺开,在正午阳光下泛出琥珀与雪白交织的光泽时,整个槐树坳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县农业局的专家来了,带着仪器检测。数据出来,亩产是普通杂交稻的七成八——差那百分之二,是陈砚之刻意留下的“余地”。但他递上另一份报告: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23%,蚯蚓密度增加四倍,田埂上野花种类从7种增至21种,夜间蛙鸣声强提高40%……
专家们沉默良久,最终,那位带队的老教授,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声音有些哑:“这产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们让土地,重新学会了呼吸。”
验收结束,陈砚之没去领奖状。他回到坡地,看见沈知微正坐在老柿树下。她面前摊着一张旧报纸,上面铺着新碾的“金包银”新米。米粒晶莹,一半微黄,一半雪白,在阳光下,像凝固的晨光与月华。
她舀起一小勺,放进嘴里,慢慢咀嚼。然后,她抬起头,对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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