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路过周寡妇家门口，看见她男人站在院子里，两只手搓来搓去，像是有话说不出口。
周寡妇叫春兰，其实也不算寡妇，男人活着，只是常年在外头打工。村里人都这么叫惯了，她也应。她男人叫建国，在镇上砖厂搬砖，一个月回来一趟。这回不知道怎么了，大清早的，我拎着豆浆油条往厂里赶，就撞见他们两口子在院子里站着。
建国先开的口。他伸出手，想去握春兰的手。春兰那只手本来插在围裙兜里，被他拽出来，像根木头似的任他握着。
“媳妇，”建国说，“我要走了，你要想我啊。”
我差点笑出声。四十岁的人了，说这话也不害臊。春兰比我小两岁，但看着比我老相，大概是一个人操持家累的。她甩开建国的手，往围裙上擦了擦，说：“知道了，知道了。”
建国还不走，又往前凑了凑：“我走之前……我想亲亲你。”
这下我真憋不住了，假装咳嗽两声，从他们门口快步走过去。余光里看见春兰往后退了一步，脸涨得通红，说：“都是老夫老妻的，有什么亲的？你赶快走吧，你去赚钱吧。”
我过了他们家拐角，放慢脚步，到底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建国背着个蛇皮袋子往村口走，一步三回头。春兰站在门槛里头，没动。
等我走到村口豆浆摊，建国正从那经过，低着头，步子迈得很大。卖豆浆的老陈头冲他喊：“建国，又出去挣钱啦？”建国点点头，没停。
我坐下来要了碗豆浆，两根油条。厂里八点上班，还早。
老陈头一边给我舀豆浆一边说：“建国这人，老实。就是娶了个厉害媳妇。”
我没接话。春兰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我跟她不熟。我在镇上纸箱厂当库管，每天跟数字打交道，下班就回我妈那儿吃饭，村里人认识的不多。
喝完豆浆，我往厂里走。路过春兰家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又看了一眼。
院门关着。
但那盆花，早上还摆在门口台阶上的那盆吊兰，不见了。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花盆嘛，可能是搬进去浇水了。
到厂里打完卡，我刚进库房，同事小刘就凑过来了。小刘是出纳，比我小五岁，整天八卦这个八卦那个。
“田姐，”她压低声音，“你知道不，周建国家的，那个……”
我手里拿着盘点表，头也没抬：“哪个？”
“春兰啊，”小刘说，“我表嫂跟她一个村嫁过来的，说她家那个花盆，有问题。”
我这才抬起头：“花盆？”
“嗯，”小刘神神秘秘的，“说那花盆底下，压着东西。建国每次出门，她都要搬出来。建国一回来，她又搬回去。”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早上那一幕——春兰站在门槛里，没送建国，但眼睛一直盯着……盯着什么？不是建国，是他脚边？是那盆花？
“压着什么？”我问。
小刘摇头：“不知道。我表嫂也说不上来，就是村里人传的。”
我没再问。库房里闷热，电扇吱呀吱呀转着，我对着盘点表发了会儿呆。
中午去食堂吃饭，碰见我们主任老赵。老赵五十多了，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什么人都认识。他端着餐盘在我对面坐下，问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做好没有。
我说快了。
他点点头，忽然说：“你今天早上，从周家门口过的？”
我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有人看见了，”老赵夹了一筷子土豆丝，“说你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这村里，真是干什么都有人盯着。
“没看什么，”我说，“就是路过。”
老赵笑笑，没再问。但他那笑，让我觉得他知道点什么。
下午下班，我特意绕了远路，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她家后墙有个小窗户，窗台上摆着那盆吊兰。窗帘拉着，看不清里头。
我站了一会儿，正要走，窗户突然开了。
春兰探出头来，吓了我一跳。
“你站这儿干嘛？”她看着我，眼神直愣愣的。
我有点慌：“没……路过。”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说：“进来坐坐？”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进去了。
她家收拾得干净，堂屋地上铺着塑料地板革，擦得发亮。那盆吊兰就放在墙角，叶子绿油油的。
春兰给我倒了杯水，在我对面坐下。
“你是纸箱厂那个田会计吧？”她问。
“库管，”我说，“不是会计。”
她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今天早上，都看见了？”
我心里一跳：“看见什么？”
“他……”她顿了顿，“建国要走的时候，那个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划来划去。
“他每次走都这样，”她说，声音很轻，“每次都说那些话。说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我算了算，春兰今年三十八，那就是十八岁嫁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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