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结婚那天，我爸喝多了，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哭得像个孩子。
“我养了二十多年的闺女，研究生啊，全村第一个研究生，嫁人一分钱彩礼没要，人家还嫌她是农村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坐在角落里剥虾。
虾壳很硬，扎进了指甲缝里，疼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不是因为疼。
是因为我知道我爸说的是谁。
我堂妹，田苗。
我们村第一个考上省城大学研究生的姑娘，从小比我聪明比我漂亮比我能干，全村人都说田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一个女状元。
可是今年年初她结婚，男方家在县城，做小生意的，据说家境殷实。苗苗妈提前半年就开始张罗彩礼的事，十八万八，图个吉利，这在咱们那儿不算高，隔壁村二丫初中没毕业都要了十二万八呢。
结果男方那边来了一句：“都研究生了，还讲这些封建习俗？”
苗苗当时就在场，脸上挂不住，咬了咬牙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那就不要了。”
不要了。
二十六年，从小学到研究生，她爸田叔在工地上搬了十几年钢筋，她妈在镇上服装厂一天站十二个小时，好不容易供出来的研究生，她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当时想劝，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因为我自己也没立场。
我叫田颖，在一个二线城市的私企做中层管理，听起来体面，其实就是个高级打工的。月薪刚过万，扣完房租和日常开销，每个月能攒下三千块就算不错了。三十一岁了，没结婚，没对象，我妈每次打电话都要念叨：“你看看人家苗苗，都结婚了，你呢？你呢？”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可能是看多了身边人的故事，总觉得婚姻这件事，像一场豪赌。赢了的人寥寥无几，输了的，连底裤都不剩。
我同事林姐就是最好的例子。
林姐是我们部门的主管，今年四十出头，做事雷厉风行，在公司是出了名的女强人。她老公在另一个城市上班，两个孩子跟着她在本地读书。我一直觉得她的人生是开了挂的，事业家庭两不误，简直完美。
直到去年年底的公司年会上，她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小田，你别学我，千万别学我。”
她眼眶红红的，声音却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我当初为了他辞了老家的工作，跟着他来了这个城市，我爸妈一分钱彩礼没要，还倒贴了十万块钱给我们付首付。结果呢？”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结果人家说，你太强势了，你让我在家里没有尊严。”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林姐又灌了一口酒，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上周我发现他给别的女人转账，五千五千地转，我查了一下，转了快半年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能怎么办？离婚？两个孩子怎么办？我爸妈怎么办？他们当初为了我受的那些委屈，难道要再受一次？”
她说完这句话就趴在桌上哭了，哭得很克制，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
我坐在她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就那么干坐着，听她哭。
那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林姐，想苗苗，想我自己。
苗苗结婚那天我去了，婚礼办得不大，在县城一家中档酒店，男方那边来了不少人，热热闹闹的。苗苗穿着白色婚纱，化了妆，确实漂亮。
可是我感觉她笑得不怎么开心。
准确地说，是那种努力让自己开心，但眼睛里没有光的笑。
我观察了一整天，发现了一些细节。
比如敬酒的时候，她婆婆一直在旁边指挥，“苗苗你站这边”“苗苗你笑一下”“苗苗你少喝点酒，还得回去收拾东西呢”，苗苗就真的跟个木偶似的，被拨来拨去。
比如吃饭的时候，苗苗刚坐下夹了一筷子菜，她老公就拍了拍她的肩膀，指了指隔壁桌，意思是让她过去给长辈敬酒。苗苗放下筷子就去了，那一筷子菜始终没吃到嘴里。
比如婚礼结束后，我在洗手间碰到她，她正在补口红，我从镜子里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就问了一句：“咋了？”
她迅速眨了眨眼，说：“没事，隐形眼镜不舒服。”
我没再问。
有些事情，问出来就是揭伤疤。
婚礼后的第三个月，我回村看望我爸妈，顺道去了苗苗家。田叔坐在院子里抽烟，田婶在厨房忙活，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我坐下来跟田叔聊天，一开始聊些有的没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说到了苗苗。
田叔猛吸了一口烟，皱着眉头说：“上个月回来了一趟，瘦了好多，问她啥都不说。”
“可能是刚结婚，不太习惯吧。”我说。
“不习惯个啥！”田叔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她那个婆婆，事儿多得很，三天两头打电话来挑刺，说苗苗不会做饭，说苗苗不会收拾屋子，说苗苗连个孩子都不会照顾——她小叔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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