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把所有的好都给了别人，轮到自己就什么都不舍得。
第二天陈砚要走，陈默没拦他，也没送他。他站在阳台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落了一地。
我送陈砚到楼下，他把那个塑料袋又塞回我手里：“弟妹，你拿着。这钱是我借的，不是他要的。我有我的道理。”
“大哥，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完。”他难得打断别人说话，语气却出奇地平静，“我知道默子心疼我，可他越是心疼我，我越不能……不能……”他顿了顿，似乎在找合适的词，最后叹了口气，“他有他的日子要过，我不能一辈子靠他。小宇是我儿子，我得自己扛。”
“可你扛不住啊。”我忍不住说，“大哥，五十万不是小数目，你打工要打多少年才能还清？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也得替大嫂想想、替小宇想想。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小宇把手术做了，钱的事以后再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我活了四十年，别的本事没有，骨头还是硬的。这笔债，我还得起。”
他说完转身走了，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我站在楼下看着他的背影，他走了一段路忽然停下来，回头冲我摆了摆手，示意我上楼。
那天天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他的工装外套被风吹得鼓起来，头发也乱糟糟的，可他的背影却那么直，直得像一棵被风吹了大半辈子也没倒的老树。
这件事过去半个月，小宇的手术定在了省城最好的医院。
陈默动用了他在公司的人脉——他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销售总监，年薪税后两百六十万。这个数字在城里也许算不上顶尖，但对于从农村一步步爬上来的他来说，已经是拼尽全力换来的成就了。
他给省城几家大医院的主任都打了电话，托关系找专家，最后敲定了心外科最有名的孙教授主刀。手术费加上后续治疗费用，保守估计要四十多万，陈默一口气全垫上了。
陈砚知道后，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只有四个字：“默子，谢了。”
陈默回了一句：“小宇叫了我十年小叔，我给他花点钱怎么了？”
手术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省城。陈砚和大嫂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手攥着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手术室的门。陈砚的手指关节都攥白了，大嫂靠在他肩膀上，眼眶红肿着，却不掉一滴泪。
陈默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每隔两分钟就抬手看表。小月乖乖地坐在我旁边，不时抬头看看我，小声问：“妈妈，小宇哥哥会没事吧？”
“会没事的。”我把她揽进怀里，心里却也没底。
手术做了整整六个小时。
当孙教授推开手术室的门，摘下口罩露出疲惫而欣慰的笑容时，陈砚“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跪在地上，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地板上。
孙教授赶紧把他扶起来：“手术很成功，孩子的心脏畸形已经矫正了。术后注意休养，定期复查，以后跟正常孩子一样。”
大嫂终于哭出声来，那声音不大，却像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她一边哭一边死死抓着陈砚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肉里。
陈砚站在原地，像一尊石像，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哭还是笑。
陈默背过身去，抬手飞快地在脸上抹了一下。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牵绊真的很奇怪。血脉这种东西，平日里看不见摸不着，可到了生死关头，它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把人死死拴在一起，谁也挣不开。
晚上回到病房，小宇还没醒。陈砚坐在床边，握着儿子的小手，一遍一遍地摩挲着。大嫂靠在椅子上，终于撑不住睡了过去。
我拉着陈默到走廊里透气，他从兜里摸出烟，叼在嘴上没点，就那么干嚼着烟丝。
“想什么呢？”我问他。
“想我哥。”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低着头说，“那年我肺炎住院，他在医院走廊里睡了一个星期。大冬天的，没有被子，他就把军大衣裹在身上，缩在长椅上。护士让他回家等，他不走，说怕我夜里发烧没人知道。后来我好了，他瘦了十几斤。”
我握住他的手，十指扣在一起。他的手很凉，微微发抖。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他忽然转过头看我，眼睛亮晶晶的，“我最怕他有一天不在了。我总觉得，只要他在，我就还有个家。”
我没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小宇住院那段时间，我请了年假，和陈默轮流去医院帮忙照顾。陈砚不让我们守夜，说我们也有工作有孩子，不能耽误。可陈默不干，硬是跟他哥排了班——陈砚守白天，他守晚上。
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看见陈砚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望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出神。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想，他大概在算账——算那笔巨额的手术费，算自己打多少年工才能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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