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薄雾从河面上慢慢散去，江南的冬天来得晚，都十一月了，田里的庄稼还绿着。
老朱披着一件半旧的羊皮袄，站在田埂上，望着眼前这一大片绿油油的红薯地，心里头说不出的舒坦。
从京城出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里，他和马太后坐汽车、乘渡船，沿长江一路往南，走过了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又绕到湖州、杭州，最后到了绍兴地面。
走走停停，不急不躁，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喜欢往田间地头扎。
这是他当了几十年皇帝养成的习惯。
在宫里看奏章，听大臣们汇报，总觉得隔着一层。
亲自下到地里，跟种地的老农聊上几句，摸一摸庄稼的叶子，看一看粮食的收成，心里才踏实。
马太后说他这是“老农民的本性改不了”，他也不恼，反倒觉得这是夸他。
昨晚他们在前面不远处的一块平地上扎的营。
毛骧带着护卫们用四辆卡车围了个半圆，中间支了三顶帐篷。
最大的那顶是给老朱两口子住的，里面铺着厚厚的地毯，架着折叠床，床头柜上摆着一盏小台灯，旁边是一台收音机。
老李头改装的那辆餐车就停在帐篷旁边，车上煤气灶、冰箱、微波炉样样齐全。
昨晚老朱还吃上了冰镇西瓜，甜得他直眯眼睛。
每天早上，老朱会拧开收音机听一段早间新闻，了解一下朝堂上的动向。
然后用煤气灶烧一壶热水，泡一壶龙井，坐在帐篷门口，看着晨雾从河面上慢慢散去。
毛骧带着护卫们在周围巡逻，脚步轻得像猫，怕打扰了太上皇的清静。
马太后则在帐篷里收拾东西，把晚上用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把白天要穿的衣服一件一件摆好。
吃过早饭，老朱换了身粗布衣裳，戴了顶旧草帽，跟马太后说了一声，就一个人溜达出来了。
毛骧远远地跟在后面，也不靠近。
老朱走了大约一里地，就到了这片红薯地旁边。
红薯藤爬了满地，叶子肥厚，绿得发亮，一看就知道底下结了不少块茎。
旁边的几亩地里种着玉米和土豆，玉米秆子已经枯黄了，但穗子还挂在上面，沉甸甸的。
土豆的秧子伏倒在地上，土垄被拱起了一道道裂缝，显然底下的土豆已经长足了。
更远处的稻田已经收割完了，稻茬在晨光中泛着金色。
几个农人正弯着腰在地里忙碌，有的在清理稻茬，有的在翻地，有的在给冬小麦下种。
田埂上堆着一袋袋刚收上来的红薯，表皮沾着新鲜的泥土，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泽。
老朱蹲下来，伸手捏了捏土垄，又扒开一片红薯藤，看了看底下露出来的红薯皮。
他正看得入神，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这位老哥，你看啥呢？”
老朱回过头，看见一个老汉站在他身后，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腰间别着一个水葫芦，花白的头发在晨风中微微飘动。
老汉约莫六十出头，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但气色看着不错。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褐，脚上蹬着一双草鞋，裤腿卷到膝盖，露出两条结实的腿肚子。
老朱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笑着说：“闲着没事，出来转转。老哥，这块地是你家的？”
老汉点了点头，把锄头从肩上放下来，拄在手里，上下打量了老朱一眼，问：“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京城那边过来的。”
老朱按着早就想好的身份说：“姓朱，做点小买卖，带了几个伙计出来跑生意，路过你们这儿，看着这庄稼长得好，忍不住下来看看。”
老汉“哦”了一声，也没多问，走到田埂边蹲下来，从腰间解下水葫芦喝了一口。
老朱在他旁边蹲下，指着那片红薯地问：“老哥，这红薯，一亩能收多少斤？”
老汉伸出一个巴掌，翻了翻，又加了两根手指：“七千斤打底。”
老朱心里有数，嘴上却装作惊讶：“七千斤？这么多？”
老汉嘿嘿一笑，得意得很，掰着手指头算起来：“这还算少的呢。去年我种了一亩半，收了一万多斤。今年雨水足，估摸着能上八千。我家一共种了五亩红薯、三亩玉米、两亩土豆。玉米一亩能收一千五六百斤，土豆也差不多。你算算，光这几样，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老朱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嘴里啧啧称奇：“这么多粮食，交完粮税还能剩多少？”
老汉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抬手在空中重重地挥了一下，声音都拔高了几分：“粮税？今年朝廷下了诏书，粮税减免三成！三成啊老哥！以前一亩红薯交完税剩不下多少，今年减了三成，一亩地能多留好几石粮食。五亩就是好几十石！几十石粮食，够一家老小吃好几年的了！”
他越说越兴奋，唾沫星子都飞出来了：“咱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朝廷会少收咱的粮税。以前元人当政的时候，那税收到几十年以后去了，逼得多少人卖儿卖女。后来洪武爷坐了天下，税是少了些，可也没少太多。现在倒好，直接减了三成！咱爹要是还活着，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得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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