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库兹涅佐夫裹着他那件磨得发亮的旧军大衣，佝偻着背，踩着积雪覆盖的木板路往家走。他刚从“劳动红旗”机械厂退休半年，养老金微薄得如同冬日里最后一片枯叶，但五十岁的脊梁早已被三十年的车床操作压弯，再也挺不直了。他住的“十月胜利”集体公寓楼，是座赫鲁晓夫时代遗留的灰色水泥巨兽，外墙剥落得露出砖红的筋骨，楼道里永远弥漫着酸黄瓜汤和湿羊毛袜子的味道。公用厨房的水龙头滴着锈水，走廊尽头那盏昏黄的电灯泡，像只半瞎的眼睛，忽明忽灭地照着墙上的涂鸦——一个歪歪扭扭的卐字，下面写着：“小偷住三楼”。
伊万推开吱呀作响的单元门，楼道里立刻响起一串细碎的脚步声。安娜·伊万诺夫娜·别洛娃，那个三个月前搬进隔壁的寡妇，正倚在自家门框上。她三十出头，脸色白得像刚蒸好的馒头，眼窝深陷，怀里搂着个瘦骨伶仃的男孩，约莫七八岁，裹在不合身的旧棉袄里，只露出一双无神的大眼睛。
“啊，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安娜的声音又甜又软，像涂了蜂蜜的砒霜，“谢廖沙又发烧了，药吃完了。您看，这么冷的天，我连块面包都买不起……”她抬起袖子抹了抹根本不存在的眼泪，男孩配合地咳了两声，肩膀微微发抖。
伊万的心立刻揪紧了。他记得安娜刚搬来时的故事：丈夫在顿巴斯矿难中丧生，抚恤金被官僚吞了七成，她带着病儿流浪至此。他曾在公用厨房见过她偷偷啃黑面包皮，手指冻得裂开血口子。“等等，安娜·伊万诺夫娜，我这就去。”他转身就往楼下小杂货铺跑，军大衣在身后扑棱棱地响。寒风刮在脸上刀割似的，他摸出皱巴巴的养老金单——本月只剩一百二十卢布，买药至少要八十。但谢廖沙那双空洞的眼睛在脑海里晃，他咬咬牙，掏出所有钱买了退烧药和一块黑面包。
回到公寓，安娜千恩万谢地接过东西，指尖轻轻擦过伊万的手背：“您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等春天来了，我一定还您……”她关门前，男孩突然抓住伊万的衣角，声音细若蚊蚋：“叔叔，妈妈说，好心人会有好报的。”伊万咧嘴笑了，皱纹舒展开，像块被暖阳晒软的皮革。他摸摸男孩的头，心里暖烘烘的：这世道再冷，总还有人记得善良。
可那晚，伊万在公用厨房煮燕麦粥时，听见隔壁传来清晰的对话。安娜的声音带着一种冰凉的得意：“……傻瓜伊万，一百二十卢布呢！够我们娘俩吃一周伏特加配鲱鱼了。谢廖沙，记住，装病比干活容易，眼泪是穷人的金币。”男孩怯生生地问：“可他说好心人有好报……”安娜的笑声刺耳地响起：“报应？在这栋楼里，心软的人才该被踩进泥里！你爸活着时就是太老实，才被工头榨干骨髓扔进矿井！”
伊万的手一抖，滚烫的粥泼在手背上，灼痛钻心。他默默关掉炉火，没去质问。楼道里蒸汽管道突然“哐当”一声巨响，像谁在黑暗中狞笑。他低头看着手背的红痕，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儿子，宁可让人说你冷酷，也别让人说你愚蠢。”可这栋楼里，冷酷的人早被排挤出门，只剩他这样“好心”的孤魂，在漏风的水泥格子里苟延残喘。
第二天清晨，伊万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公寓楼的退休钳工，脸红得像煮熟的甜菜根，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伊万！快！社区委员会的通知！”他压低声音，唾沫星子喷在伊万脸上，“说你偷了公用厨房的铜水管！安娜指认的——她说昨夜看见你鬼鬼祟祟拆管道！”
伊万脑中轰然作响。昨夜他明明在灯下修补自己漏风的毡靴！他冲进公用厨房，水槽下果然空空如也，只留下几道新鲜的撬痕。安娜倚在门边，抱着胳膊，眼神像结冰的伏尔加河：“我亲眼所见，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您总说帮人，可帮着帮着，就把手伸进公家口袋了？”她转向围观的邻居们，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哭腔：“谢廖沙需要药啊！这年头，连老实人都学会偷了，我们孤儿寡母还能信谁？”
人群嗡嗡议论起来。玛特廖娜大婶，那个总在楼门口卖私酿酒的胖女人，粗声粗气地帮腔：“我就说！上周我丢的半瓶伏特加，准是他顺走的！好心人？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格里戈里老爹，看门人，拄着扫帚摇头：“库兹涅佐夫同志，人心隔肚皮啊。你帮过我修收音机，可铜管是公家的，公家的东西，一寸都不能贪！”
伊万张了张嘴，想辩解昨夜自己在家补鞋，可安娜怀里谢廖沙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小脸涨得发紫。安娜立刻扑过去拍背，眼泪簌簌落下：“天啊！孩子经不起吓！谁偷了东西，上帝会审判的！”人群的指责声浪更高了。伊万看着谢廖沙痛苦的样子，心一软，到嘴边的反驳咽了回去。他默默掏出养老金本——里面还有四十卢布，是他攒了三个月买新棉鞋的钱。“我……我赔。”他声音干涩，“铜管值多少钱？我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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