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街住着一位名叫伊万·斯米尔诺夫的小职员。这条街的名字颇为讽刺，因为这里的居民以听话着称，而伊万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三十年来，他从未拒绝过任何请求，从不说字，甚至对街头流浪狗都毕恭毕敬。他的邻居们常说：伊万那孩子，真是个好人，连苍蝇都不忍心打。
伊万的公寓位于一栋五层灰色建筑的第三层，这栋楼建于赫鲁晓夫时代，墙壁薄得能听见邻居的呼吸声。每天清晨六点，伊万准时起床，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和棕色夹克——这是他在二手市场花五十卢布买的。他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确保嘴角上扬的角度既谦逊又亲切，然后出门去上班。
他的工作单位是人民服务委员会下属的第47号办事处，专门负责处理市民投诉。讽刺的是，这个号称服务人民的机构里，员工们最大的乐趣就是互相推诿责任。伊万是那里的模范员工，从不推辞任何工作，即使那些明显不属于他职责范围的请求。他的同事们都爱把最难缠的客户推给他，而伊万总是微笑着接受，仿佛这是莫大的荣幸。
伊万，那个投诉暖气不热的疯老太婆又来了，你去应付一下吧？
当然，我很乐意帮忙。
伊万，局长要你帮忙写他侄子的入学申请书，你知道的，那孩子连字母表都背不全...
没问题，我会尽力而为。
就这样，伊万的每一天都在他人的需求中度过。他有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录着别人托付的事情：帮三楼的老太太扛土豆，替邻居交电费，为同事的孩子做手工作业...这个本子越来越厚，而伊万自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那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简陋公寓。
十一月的一个阴沉早晨，伊万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窗外飘着细雪，彼得格勒的冬天总是来得特别早。就在他伸手去拿手杖时——一根他其实并不需要的黑色手杖，只是因为邻居老太太说有教养的绅士都应该有一根——门缝下悄然滑入一个黑色信封。
信封由厚重的羊皮纸制成，触感冰凉，仿佛刚从冰窖取出。上面用银色墨水写着：致最听话的伊万·斯米尔诺夫先生。字迹优雅得近乎病态，每个字母都像是在嘲笑收信人。伊万的心跳突然加速，一种莫名的不安涌上心头。三十年来，他第一次对某样东西产生了抗拒感，但很快，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就被他习惯性的自责压了下去。
我怎么能这样？伊万心想，一定是什么重要的邀请，也许是表彰我的优质服务？他用颤抖的手指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剧院门票和一张便条。
尊敬的斯米尔诺夫先生，便条上写着，鉴于您对他人意愿的卓越服从，我们诚挚邀请您莅临听话街剧院，观赏专为您上演的《傀儡的一生》。演出将于今晚八点开始，请勿迟到——您知道迟是不礼貌的。
没有署名，没有地址。伊万翻遍信封，终于在底部发现一行几乎看不见的小字：剧院位于您最熟悉的地方。他的额头渗出冷汗。彼得格勒的剧院他只知道马林斯基剧院，但那张门票上的字样分明是听话街剧院——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一整天，伊万都心神不宁。他打翻了三次墨水，弄错了五份文件，甚至对一位来投诉的老太太发了脾气——虽然只是提高了一点音量，但这已经足够让他自责得想钻到地底下。下班后，他鬼使神差地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听话街上徘徊，希望能找到那个神秘的剧院。
雪越下越大，街灯一盏盏亮起，投下昏黄的光晕。伊万走遍了整条街，甚至拐进了平时从不注意的小巷，但除了几家常去的商店和那座他每天都经过的灰色建筑外，什么也没发现。就在他准备放弃回家时，突然发现一栋他从未注意过的建筑——它就夹在那家24小时营业的面包店和修鞋铺之间，仿佛凭空出现的一般。
建筑外墙漆黑如墨，窗户上挂着厚重的红色天鹅绒窗帘，一丝光线也透不出来。门口立着一个牌子，上面用花体写着：听话街剧院。伊万揉了揉眼睛，确信这不是幻觉。更奇怪的是，尽管他每天都走这条路，却从未见过这栋建筑。
也许是我太粗心了，伊万习惯性地自责道，这么好的剧院，我居然从来没注意过。他整了整领带——一条同事送的、他并不喜欢的绿色条纹领带——鼓起勇气推开了剧院大门。
门后是一个昏暗的大厅，墙上挂满了面具——微笑的、哭泣的、愤怒的、恐惧的，但它们都没有眼睛，只有两个空洞的窟窿。伊万感到一阵恶寒，但随即为自己的感到羞愧。一个穿红色制服的老妇人无声地出现，她的脸像蜡一样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却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斯米尔诺夫先生，我们一直在等您。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请跟我来，最好的座位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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