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灰烬镇的烟囱齐齐喷吐着肮脏的烟雾，将铅灰色的天空压得更低。镇子蜷缩在涅瓦河的一条支流旁，像被遗忘的烂土豆——房屋歪斜，木墙朽烂，窗框上糊着发黄的报纸。街角的国营商店橱窗里，空货架上贴着“黑面包每日限量两百克”的告示，字迹被冻得龟裂。人们裹着破旧的毛呢大衣排队，呼出的白气在冷风中绞成一团，又迅速被吹散。没人说话。一种比西伯利亚冻土更坚硬的沉默笼罩着灰烬镇，它从砖缝里钻出来，钻进人们的骨髓，让脚步都变得黏稠。
在这片死寂中，面包师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的铺子是唯一活着的角落。每天凌晨四点，当霜花在窗玻璃上爬成蛛网时，他已揉着酸胀的脊背钻进作坊。炉火映着他那张沧桑的脸，面粉沾在胡茬上，像提前落下的雪。费多尔做的黑麦面包带着恰到好处的酸味，外皮焦脆如树皮，内里却柔软得能托住一滴泪。镇民们说，吃下费多尔的面包，人就还能算个人。可近来，面包越来越硬，分量越来越轻。费多尔知道原因：面粉袋上的“国营配给”印章下，总盖着另一个鲜红的私章——伊戈尔·彼得罗维奇的印章。
伊戈尔曾是灰烬镇集体农庄的主席，如今是镇上最胖的“魔鬼”。他的宅邸矗立在松林街尽头，三层高的木楼裹着铜皮屋顶，烟囱永远喷着暖烟，窗户透出奶油色的灯光。没人见过他出门，但每月一号，一辆锃亮的伏尔加轿车会碾过积雪而来，载走成箱的腌猪油、整袋的糖，还有伊戈尔最爱的格鲁吉亚红酒。镇民们路过时，总把脸埋进围巾，连狗都夹着尾巴绕道。伊戈尔活着时，靠倒卖农庄拖拉机零件发了财；死后——传说他在一九八〇年平安夜被自己窖藏的伏特加呛死——他的影子却更肥硕了。它盘踞在宅邸二楼的窗后，像一滩融化的沥青，只在月光下微微蠕动。最诡异的是，每当有人试图向镇委会举报伊戈尔生前的罪行，隔夜就会在自家门缝里塞进一张油纸包，里面是半条发霉的香肠，还有一行用猪油写的字：“闭嘴，面包师。”
费多尔揉面的手顿住了。面团在他掌心塌陷，像一颗被捏碎的心。他想起今晨排队的寡妇安娜。那个瘦小的女人攥着皱巴巴的购粮证，在寒风里站了三小时，只为换两百克黑面包。轮到她时，售货员却晃着铁勺冷笑：“配额没了，伊戈尔同志的狗需要加餐。”安娜的嘴唇哆嗦着，突然抓起铁勺砸向玻璃柜台。碎片飞溅中，她尖叫：“为什么沉默的人能吃饱？说话的人却要饿死！”保安拖走她时，她散乱的头发里插着玻璃碴，像顶着一丛荆棘冠冕。费多尔看见安娜被押上警车前，回头望了一眼松林街的方向——伊戈尔宅邸的二楼窗口，那团沥青般的影子正缓缓流淌，仿佛在啜饮她的绝望。
“沉默是他们的铠甲，费佳，”老邮差瓦西里常在面包铺的炉火旁嘟囔。他总带着伏特加的酸气，袖口磨得发亮，“既得利益者像冬眠的熊，捂着蜜罐装死。而我们？”他枯瘦的手指戳向胸口，“我们是被熊踩进雪里的蚯蚓，还要替它松土。”瓦西里说得对。灰烬镇的悲剧在于：需要被治愈的人从不求医。镇上唯一的心理医生，胖乎乎的鲍里斯·谢苗诺维奇，诊室门可罗雀。可每天深夜，费多尔总看见不同的人影鬼祟地溜进废弃的教堂——那里成了非法心理咨询所。教师娜塔莎在那里哭诉丈夫被诬陷入狱，工人米哈伊尔颤抖着讲述举报上司反被开除。而鲍里斯医生？他正坐在伊戈尔宅邸的暖阁里，用金杯啜饮红酒，给影子写“精神健康评估报告”，换取儿子进首都大学的名额。
费多尔把最后一批面包推进炉膛。火焰腾起的瞬间，他瞥见窗外闪过一道人影。是安娜！她竟从警局逃出来了，单薄的身影在雪地里踉跄，怀里紧抱着一个破布包。费多尔冲出去时，寒风灌进肺里像冰刀。安娜跌在面包铺门口，布包散开，滚出几颗发芽的土豆和一本硬壳笔记本。
“费多尔大叔……”她牙齿打颤，眼窝深陷，“他们说我是疯子，可疯子才看得见真相！伊戈尔的影子在吃人！它吃掉抱怨的工人，吃掉哭泣的寡妇，最后连月亮都变得又冷又硬……”她突然抓住费多尔的手腕，指甲掐进肉里，“昨晚我听见了！在伊戈尔的地下室！不是哭声，是笑声！那些被他害死的人，他们的灵魂在笑！因为他们变成了影子的影子！”
费多尔把安娜裹进毛毯，炉火映着她涣散的瞳孔。她翻开笔记本，里面贴满剪报：农庄会计因揭发伊戈尔贪污，被“意外”卷进脱粒机；女教师举报他强占教室当酒窖，第二天吊死在自家门框上……最后一页是安娜用血画的涂鸦：一团浓黑的影子趴在伊戈尔宅邸屋顶，无数细小的黑线垂下来，系在镇民的脚踝上。每根线尽头都标着名字：瓦西里、娜塔莎、米哈伊尔……费多尔的名字下，线已绷得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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