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财政厅厅长陆长安第一个发言。
“胡书记,郑省长,我补充几点。宣丰县反映的事权下放问题,确实是当前试点工作的一个堵点。光把钱拨下去,不把相应的审批权限、管理职能同步下放,县里确实接不住。建议省里尽快出台配套政策,明确省、市、县三级的职责分工。哪些事权归省里管,哪些事权归市里管,哪些事权归县里管,都要列清楚,不能含糊。”
省发改委主任黎明接着发言。
“我同意陆厅长的意见。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省管县改革不能只改财政,还要同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比如项目审批,现在省里的项目审批权限还没有完全下放到县里,县里要上一个项目,还得跑到省里来批,费时费力。建议省里把能下放的项目审批权限尽量下放,让县里有更多的自主权。”
省编办主任孙建国发言更直接。
“事权下放、审批权限下放,涉及到机构编制的问题。县里接了这些权,有没有相应的人员编制来承接?如果没有,那权下去了,人没下去,县里还是接不住。建议省里在机构编制上对试点县给予倾斜,适当增加人员编制,确保县里有能力承接下放的事权和审批权限。”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很热烈。
郑国涛坐在主席台上,认真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
胡步云没有插话,让下面的人充分发表意见。
等到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
“大家的意见都很好,我都记下了。省管县改革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配套政策跟不上,二是干部队伍有问题,三是省、市、县三级的职责分工不清晰。这三条,条条都要解决,一个都不能少。”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下面,我宣布几条决定。”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第一,成立省管县改革试点工作指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国涛省长、海潮同志担任副组长,相关省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为成员。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政策研究和督促检查。”
“第二,由海潮同志带队,组成一个工作组,近期进驻宣丰县。工作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查清楚县里干部队伍的情况,哪些人在搞小圈子、搞利益输送,哪些人在躺平、不作为,查清楚了,该处理的处理,该调整的调整;二是帮助县里梳理省管县改革的配套措施,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第三,省发改委、财政厅、编办等相关部门,要在一个月内拿出省管县改革的配套政策方案,明确省、市、县三级的职责分工。方案要具体、要可操作,不能空对空。”
“第四,对试点县实行动态管理。效果好的继续试点,效果不好的及时退出。南华县已经退出了,宣丰县如果整改后还是不行,也要退出。不能为了试点而试点,不能搞‘终身制’。”
他扫了一眼台下,目光在方敏和马国良脸上停留了一下。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改革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南华县退出试点,不是失败,是探索。宣丰县出了问题,也不是失败,是教训。我们要从这些探索和教训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把试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致。谁要是因为出了点问题就打退堂鼓、不敢再改革了,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这话说得很重,但在座的人都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胡步云这是在给郑国涛撑腰,也是在给所有参与改革的人打气。
省管县改革是郑国涛力推的,现在出了问题,郑国涛压力很大,胡步云这个时候表态支持,等于是在帮他分担压力,也是在告诉所有人:改革还要继续推,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停下来
郑国涛坐在那里,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心里翻江倒海。
他想起当初跟胡步云在办公室里的那次争吵,胡步云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四个北川’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
那时候他以为胡步云是怕他抢了风头、立了标杆,是怕省管县改革成功之后,自己成了北川真正的当家人。
现在他才明白,胡步云当时反对省管县改革,不是怕他抢风头,是怕他扛不住。
怕他推进太快、操之过急,出了问题之后被下面的人反噬,被上面的人问责,被舆论的口水淹没。
郑国涛想到这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散了会,郑国涛回到办公室,关上门,一个人坐了很久。
桌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空气浑浊得像隔夜的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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