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财政厅厅长陆长安第一个发言。
“胡书记，郑省长，我补充几点。宣丰县反映的事权下放问题，确实是当前试点工作的一个堵点。光把钱拨下去，不把相应的审批权限、管理职能同步下放，县里确实接不住。建议省里尽快出台配套政策，明确省、市、县三级的职责分工。哪些事权归省里管，哪些事权归市里管，哪些事权归县里管，都要列清楚，不能含糊。”
省发改委主任黎明接着发言。
“我同意陆厅长的意见。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省管县改革不能只改财政，还要同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比如项目审批，现在省里的项目审批权限还没有完全下放到县里，县里要上一个项目，还得跑到省里来批，费时费力。建议省里把能下放的项目审批权限尽量下放，让县里有更多的自主权。”
省编办主任孙建国发言更直接。
“事权下放、审批权限下放，涉及到机构编制的问题。县里接了这些权，有没有相应的人员编制来承接？如果没有，那权下去了，人没下去，县里还是接不住。建议省里在机构编制上对试点县给予倾斜，适当增加人员编制，确保县里有能力承接下放的事权和审批权限。”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很热烈。
郑国涛坐在主席台上，认真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
胡步云没有插话，让下面的人充分发表意见。
等到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
“大家的意见都很好，我都记下了。省管县改革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配套政策跟不上，二是干部队伍有问题，三是省、市、县三级的职责分工不清晰。这三条，条条都要解决，一个都不能少。”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下面，我宣布几条决定。”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第一，成立省管县改革试点工作指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国涛省长、海潮同志担任副组长，相关省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为成员。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政策研究和督促检查。”
“第二，由海潮同志带队，组成一个工作组，近期进驻宣丰县。工作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查清楚县里干部队伍的情况，哪些人在搞小圈子、搞利益输送，哪些人在躺平、不作为，查清楚了，该处理的处理，该调整的调整；二是帮助县里梳理省管县改革的配套措施，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第三，省发改委、财政厅、编办等相关部门，要在一个月内拿出省管县改革的配套政策方案，明确省、市、县三级的职责分工。方案要具体、要可操作，不能空对空。”
“第四，对试点县实行动态管理。效果好的继续试点，效果不好的及时退出。南华县已经退出了，宣丰县如果整改后还是不行，也要退出。不能为了试点而试点，不能搞‘终身制’。”
他扫了一眼台下，目光在方敏和马国良脸上停留了一下。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改革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南华县退出试点，不是失败，是探索。宣丰县出了问题，也不是失败，是教训。我们要从这些探索和教训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把试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致。谁要是因为出了点问题就打退堂鼓、不敢再改革了，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这话说得很重，但在座的人都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胡步云这是在给郑国涛撑腰，也是在给所有参与改革的人打气。
省管县改革是郑国涛力推的，现在出了问题，郑国涛压力很大，胡步云这个时候表态支持，等于是在帮他分担压力，也是在告诉所有人：改革还要继续推，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停下来
郑国涛坐在那里，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心里翻江倒海。
他想起当初跟胡步云在办公室里的那次争吵，胡步云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四个北川’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
那时候他以为胡步云是怕他抢了风头、立了标杆，是怕省管县改革成功之后，自己成了北川真正的当家人。
现在他才明白，胡步云当时反对省管县改革，不是怕他抢风头，是怕他扛不住。
怕他推进太快、操之过急，出了问题之后被下面的人反噬，被上面的人问责，被舆论的口水淹没。
郑国涛想到这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散了会，郑国涛回到办公室，关上门，一个人坐了很久。
桌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空气浑浊得像隔夜的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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