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中国历史在思想文化领域已然踏入了一个辉煌灿烂的阶段，开启了一个“百花竞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碰撞、理念交锋的辉煌时期，诸多思想流派如璀璨星辰般闪耀登场，兵家、儒家、道家等学派的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直接参与到当时的政治军事活动之中，以他们独特的思想和卓越的智慧，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在此，不得不详细叙述一下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及其功绩，追溯他们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首先，要说一下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约公元前470年，一说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名耳，字聃，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是春秋时期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历史典籍如《史记》《后汉书》等的记载中，老子出生于楚国或陈国，苦县（今鹿邑）厉乡（一作赖乡）曲仁里人（也有说法称他是安徽省涡阳县人）。
他身兼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多重身份，不仅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更与庄子并称为“老庄”，成为中国道家思想的璀璨双子星。在唐朝，老子被尊崇为李姓始祖，其影响力之深远，甚至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
老子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这一职位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为丰富的典籍和知识，也让他在博学多闻方面闻名遐迩。据记载，孔子曾不远千里入周向他问礼，足见老子在学术和品德方面的崇高威望。他就像一座智慧的宝库，吸引着众多求知若渴的人前来探寻真理。
春秋末年，天下陷入了纷乱的战火之中，诸侯纷争不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乱世之下，老子对现实深感失望，萌生了弃官归隐的想法。他毅然决然地骑上青牛，踏上了向西行的道路，追寻内心的宁静与自由。当行至函谷关时，关令尹喜早闻老子的贤名和不凡智慧，对他极为敬重，便极力挽留老子，并诚恳地请求他着书立说，将自己的思想留存于世。老子感念尹喜的诚意，在函谷关停驻下来，挥毫泼墨，着就了千古不朽的《道德经》。
关于《道德经》的写作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从班固对道家的评价中窥见一斑。
班固在其着作《汉书·艺文志》中对道家有着这样一番深入而精辟的评价：“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
这段话详细地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班固指出，“道家呢，大概是起源于史官这个群体的。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历史，他们将自古以来众多事件所蕴含的成败、存亡、祸福等各种情况及其形成的原因都详细地记载了下来。在对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之后，他们便知晓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秉持的根本要素以及关键要点。进而倡导统治者要坚守清静无为的理念，让自己的内心保持虚怀若谷、没有妄念的状态，并且在与他人相处和处理事务时，要自持处于卑下的谦让态度。
这种理念和方式其实就是专门用来教授统治者如何稳稳地坐在国君之位上，面南背北，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巧妙之术。
而且啊，他们所创立的这套理论体系是非常符合古代经典所传达的思想的。比如说，它与《克壤》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更为熟知的《击壤歌》）所描述的尧帝治理天下的那种祥和、安定的情况是相契合的。同时呢，也和《易经》中所阐述的‘谦’的道理是一致的，这里的‘谦’意味着通过谦逊的态度，能够收获比付出更多的利益，也就是一种顺遂、有利的状态。
最为重要的是，道家认为只要凭借着一个‘谦下’的态度，就能够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这无疑就是道家思想最为突出的长处所在啊。”
从这段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德经》作为道家的经典之作，其写作目的并非仅仅是空洞的哲学思考，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它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提炼出一套适用于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强调以清静无为、谦逊卑下的态度来治理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思想不仅符合古代经典的价值观，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治国智慧。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就连他的父亲司马谈最终也踏上了学道的道路，并且凭借着自身的钻研与领悟，成为了道家学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道家思想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由此，我们可以笃定的是，道家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由史官们发展起来的！并且，道家思想源自远古的历史，并非凭空突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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