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逸的总结，高屋建瓴，将“动”与“安”、“身”与“心”、“个体”与“社会”等多重维度巧妙融合，并再次强调了早期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的话语，为这场已趋白热化的讨论，注入了沉静而深邃的力量。
厅堂之内，众人思路愈发明晰，辩论的焦点已不再是简单的“教”与“不教”，而是深入到了如何遵循孩童身心发展规律，构建一个从婴幼安全感建立，到童蒙身体感知全面发展，再到通过自由玩耍激发潜能、初步社会化的、环环相扣、充满生命力的早期成长支持体系。沈文度等人的笔下，第十条律文的草稿，也开始因这丰富而深刻的讨论，逐渐变得血肉丰满、义理昭彰。一场关于如何以最合乎天道人性的方式，守护并引导文明最珍贵“种子”的法理探索，正走向新的深度。
分段立法，铭刻未来
余杭，律典修订馆议事厅。午后的阳光穿过高窗，在光洁的地面上投出斜长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墨香、汗意与思想激烈碰撞后沉淀下来的凝重气息。瞽叟姚相那番关于孩童分段养育、文武并重、阴阳调和的“大道”之言，如同定海神针，瞬间厘清了先前纷繁复杂的争论脉络，为《虞典》第十条的最终定稿，指明了清晰、坚实且充满智慧的路径。
厅内先是一静，旋即爆发出更为热烈的讨论。但这讨论的性质已然转变，从原则性的辩难，转向了对陛下所提具体框架的深化、补充与细则推敲。
一位在户部负责户籍与赈济的主事立刻起身，就“零到三岁”的条款提出务实建议：“陛下圣明，众人皆有抚养救助幼童之义务，此乃大仁。然‘义务’需有边界与指引。‘落难儿童’需有明确界定——是战乱遗孤、灾荒弃儿，还是父母双亡、亲属无力者？‘施救’亦需分级——是立即哺以饮食、提供临时庇护，还是需报官登记，纳入官抚体系？‘政府代为抚养’固善，然经费何出？是设专门‘慈幼仓’，还是从常平仓调剂？‘邻近有能力者帮助抚养’，如何认定‘有能力’？是给予名誉奖励，还是可减免部分赋役以示鼓励？弃养者，其罪如何？是罚没家产，还是役作苦工？此皆需在法条或其疏议中略作指引，方好施行。”
一位来自地方、曾兴办乡间“游艺社”以收拢顽童的乡绅修撰，则对“三到七岁”的“游戏玩耍为主的群体运动”建言：“陛下，此策大善！然游戏非无序疯玩。可倡导或由官督民办，于乡里间设立‘童蒙游艺场’，聘请略通武艺、医理或擅长手工、农事的敦厚长者主持。场内可设秋千、跷跷板、攀爬架、沙池、浅水池（需有看护），亦可组织孩童参与播种、收获、制作简单陶泥、编织等轻劳，或演练一些模拟狩猎、耕作的游戏。如此，既达锻炼身体、协调身手之目的，亦能在游戏中自然融入协作、守序、爱物、敬畏自然等道理。此等场所，亦可成为观察童蒙天赋志趣的绝佳窗口。”
一位在太学任教的博士则对“八岁之后，因材施教”提出看法：“八岁启智，正当其时。然‘因材施教’需有机制。可于州县设立‘蒙学观’或类似机构，由有经验的师者，结合游艺场主持者、邻里、家人的观察，对学童之性情、偏好、潜能进行初步辨识记录，不急于定性，但可为后续选择不同类型的学堂（如重经典、重算学、重技艺、重武备）提供参考。国家当确保各类基础学堂的设立与质量，使不同志趣的孩童皆有合适的进阶路径，避免唯经学是崇，埋没他才。”
就在众人就具体操作细节热议之际，彭祖老人伏羲李丁再次起身。他手持鸠杖，步履沉稳地走至厅中，面向姚相，也环视众人，声音沉浑而充满洞见：
“陛下分段施教之策，深合‘道法自然，循序渐进’之至理。零至三岁，众人抚养，此乃培元固本，聚天地和气以养其先天，暗合‘卡穆伊能量’之初生汇聚，需广阔深厚之滋养。三至七岁，游戏运动，此乃外动引内通，以外在活泼之阳气，激发、导引、壮健其内在生机与感知，是谓‘阳以发舒’。及至八岁，观志施教，则是阴阳既调，根基已固，乃可因势利导，以内蕴之能量，去追逐、吸纳、化用更精微的文明知识（阴之涵养）。此三个阶段，恰如天地造化：先有混沌孕育（众养），再有清浊分离、万物竞发（动玩），而后方有品类各正、生生不息（因材而教）。立法如此，便是将孩童之成长，契合于天地大化流行之节律，实乃以人法天，以教育道的至高体现！”
伏羲李丁从宇宙论和能量哲学的高度，为姚相的分段教育框架赋予了深邃的理论支撑，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实用考量，具备了文明层面的神圣性与必然性。
紧接着，上官云逸那苍老而独特的声音也悠然响起，他并未起身，只是微微抬眼，眉心纵痕在光线下显得格外幽深：“彭祖老人以天道诠解，老夫则从人道传承略作补充。此分阶段、重养护、顺天性、观志趣之法，其可贵处，不仅在于利孩童之身，更在于正养育者之心，导教化者之术，定国家育才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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