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上，天监年间的梁朝也不含糊。公元507年的钟离之战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场胜利。当时北魏调动数十万大军南下，包围了钟离城（今安徽凤阳东北）。梁朝派遣韦睿、曹景宗等将领率军救援。
韦睿是个很有意思的将领。他平时身体不太好，瘦弱多病，骑马都费劲，看起来完全不像个武将。但一到了战场上，这位老兄就变了一个人。他坐着小车上战场指挥，从容不迫，料敌如神。在钟离之战中，他利用火攻战术，趁淮河水涨，派出小船载满柴草冲向魏军的营寨和浮桥，一把火烧得魏军大乱。最终梁军大获全胜，斩俘十余万人。北魏经此一败，元气大伤，此后数十年间都不敢大举南犯。
韦睿因此威名远扬，北魏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韦虎”，意思是像老虎一样凶猛。一个平时连走路都费劲的人被敌人称为“老虎”，这个反差也是够大的。
如果只看这前二十年的政绩，萧衍完全可以被评为“南朝最佳CEO”。但问题在于，一个人在位的时间太长，又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就很容易出问题。萧衍的问题，出在他太聪明了。
第四幕：聪明人的通病——当自信变成自负
萧衍这个人，确实非常聪明。这一点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没有异议。他精通儒释道三家经典，对《周易》《老子》《庄子》都有深入研究。他会写诗，会写赋，会写学术论文。他懂音乐，会作曲，据说还改良过乐器。他精于围棋，棋艺高超，经常和朝中大臣对弈。他的书法也相当不错，虽然比不上王羲之那种级别，但在皇帝圈里绝对算一流。
这种全方位的才华，让他产生了一种危险的错觉：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对，你们这些凡人都别来教我做事。这种心态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刚愎自用。大臣们提出的不同意见，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高明，既然我这么高明，那为什么还要听你们的？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萧衍亲自审理案件，经常推翻官员的判决，然后给出自己的裁决。一开始大家觉得皇帝勤政爱民，挺好的。但时间长了，大臣们发现不对了——皇帝的判决往往过于主观，而且一旦做出就不容更改。有些官员为了不触怒皇帝，干脆把棘手的案子都推给皇帝处理，自己当甩手掌柜。这样一来，萧衍的案头堆积如山的卷宗越来越多，而他竟然乐此不疲。
朝堂上的氛围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大臣们发现，顺着皇帝的意思说话就能得到赏赐，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碰一鼻子灰。于是，谄媚之风开始盛行，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揣摩上意的人越来越多。
这种局面的可怕之处在于：皇帝听到的，都是他想听到的；皇帝看到的，都是他想看到的。整个国家决策系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回音壁，皇帝说什么，回音壁就重复什么。而就在这个时候，萧衍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佛教。
第五幕：佛系皇帝——论如何把国库捐给寺庙
萧衍对佛教的痴迷，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堪称现象级。如果给皇帝们排一个“虔诚佛教徒排行榜”，萧衍绝对能拿第一，而且和第二名之间有断崖式的差距。他到底有多痴迷呢？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公元517年，萧衍下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命令：他宣布“舍道事佛”，要求全体臣民都尊奉佛教。在此之前，萧衍其实是信奉道教的，他的家族也有道教传统。但接触佛教之后，他迅速被其吸引，然后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开始在全国各地大规模修建寺庙。据史料记载，仅首都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座。杜牧那首着名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写的就是萧衍时代的景象。如果你站在建康城的高处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寺庙的塔尖和飞檐，场面相当壮观。
他多次举办大规模法会，亲自登坛讲经。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皇帝不在宫里处理政务，而是站在高台上对着数万信徒滔滔不绝地讲佛经，台下黑压压地跪倒一片，场面堪称宗教界的春晚。
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萧衍四次跑到同泰寺“舍身”——就是把自己捐给寺庙当奴仆。你没看错，一个皇帝，把自己捐给寺庙当奴仆。而且这种事他干了四次。
“舍身”的具体流程是这样的：皇帝来到同泰寺，换上僧人的衣服，宣布自己不再是皇帝了，而是寺庙里的一个普通劳动者。然后大臣们就开始慌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于是朝廷紧急召开会议，讨论怎么把皇帝“赎”回来。
每次“赎身”都要花费巨资。第一次的赎金是一亿钱。后来的几次更是水涨船高，第二次两亿钱，第三次和第四次也都高达数亿。这些钱，都是从国库里掏出来的，最终都进了寺庙的腰包。
大臣们对此苦不堪言。但谁敢劝呢？皇帝这是在行善积德、弘扬佛法啊，你劝他不要信佛，那不是找死吗？弄不好会被扣上一顶“谤佛”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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