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市的清晨，天还没亮透。
张德发在自家咖啡店里忙活着，灶台上的水烧得咕嘟咕嘟响，水蒸气把整间铺子熏得暖烘烘的。
他是粤州人，来大马二十年了，在隆市开了这间咖啡店，卖些炒粿条、虾面和咖啡。
附近几条街的华人工厂工人都认他这个店，便宜管饱，味道也正。
“德发叔，来一份炒粿条，加辣。”
门口进来的是阿强，姓林，大名林国强，在锡矿上干活，三十来岁，晒得黑黝黝的，一身腱子肉。
他是本地生的华人，祖籍潮州，会说流利的粤语、潮州话、华语，还有一口带着潮州腔的大马话。
张德发应了一声，手里的锅铲翻得飞快。
粿条在铁锅里滋滋地响，加了一大勺鱼露和辣椒酱，香气一下子蹿出来，飘满了整间铺子。
林国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拿起桌上的一份华文报纸随便翻了翻。
头版是华校又被关了，又是哪里的华校关了，哪里的校长被抓了。
他把报纸翻过去，不想看，看了心烦。
“德发叔，”
林国强点了一根烟，烟雾从他鼻子里喷出来。
“昨晚上茨厂街那边又出事了，你知道吗？”
张德发手里的锅铲顿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了？”
林国强把烟叼在嘴里，眯着眼睛。
“又有人来砸店，三更半夜的，十来个人，拿棍子把福记杂货店的玻璃全砸了，还抢了收银柜里的钱。”
“福记老陈报了警，警局来了两个人，转了一圈，说‘没看到嫌疑人’，就走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明摆着就是那帮人干的，警局就在两条街外，他们能不知道是谁？”
张德发没接话，把炒好的粿条倒在盘子里，端过去放在林国强面前。
他没有马上回去，而是在林国强对面坐了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茨厂街的街口，早上七点多，人还不多，几个卖菜的华人老头已经把摊位摆好了，撑着遮阳伞，坐在小凳子上等着客人来。
“德发叔，你说我们这样下去，还能撑多久？”
林国强夹了一筷子粿条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说话含混不清。
“我老婆昨晚上跟我念叨，说想搬去爪瓦。”
“她说爪瓦那边华人能当兵能当官，孩子在那边上学也不用担心被欺负。”
张德发没有立刻回答，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
烟雾在晨光里散开，像是灰色的幽灵在空中飘荡。
“去爪瓦？你知道去爪瓦要花多少钱？你有那个钱吗？”
说着，他看了一眼林国强。
“我要是年轻二十岁，我也去，现在？跑不动咯，老了。”
林国强把嘴里的粿条咽了下去，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
“那也不能就这么等着挨欺负啊，昨天福记老陈店里，那帮人砸店的时候，老陈的儿子在楼上睡觉。”
“听到动静下楼，被推了一把，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断了一条胳膊。”
“警局的人来了，连笔录都没做就跑了。”
林国强把咖啡杯往桌上一搁，发出一声闷响。
“德发叔，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学学爪瓦那边的华人？人家手里有枪，谁敢欺负他们？”
张德发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声音闷闷的。
“爪瓦？爪瓦的华人是胡振邦带着他们打出来的。”
“我们大马的华人有什么？就有几条枪？除了这些，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站起来，转身走回灶台，手里的锅铲拿起来又放下，拿起来又放下。
他没有回头，但林国强能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也许都有。
福记杂货店门口，血迹还留在台阶上。
那是昨晚上留下的。
福记老陈的儿子陈志明从楼梯上滚下来，后脑勺磕在台阶的棱角上，流了不少血。
老陈用抹布擦了，但擦不干净，血迹渗进了水泥台阶的缝隙里，暗红色的，像是怎么擦也擦不掉的伤疤。
陈志明吊着胳膊坐在店门口的凳子上，右手打着石膏，用绷带挂在脖子上。
他的脸色很不好看，苍白，嘴唇上没什么血色，眼睛死死盯着街对面的马人茶摊。
那茶摊的老板是个二十来岁的马来年轻人，正翘着腿喝茶，不时往这边瞟一眼，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老陈从店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粥，放在陈志明旁边的凳子上。
“吃了吧，别想那么多。”
陈志明没有看那碗粥。
“阿爸，我不想去医院，去了也没用，医院里的人都是他们的人，去了也是受气。”
老陈蹲下来，看着儿子。
“不去医院，你的胳膊不要了？”
陈志明低下头，不说话了。
他今年二十四岁，在隆市的华文中学读到毕业，约文和马文都不错，本来想考大学。
但大学不收那么多华人，名额都给了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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