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九年七月一日午后，湖北区南桂城。
天还是那个天。灰白泛青，云层压得极低，像一床永远晒不干的旧棉被捂在城池上头。没有太阳，没有风，只有那种静止的、无处不在的冷。雪停了，但地上的积雪没怎么化，踩上去嘎吱嘎吱响。七月的南桂城本该蝉鸣满街，本该石板路烫脚，本该孩子们在河边嬉水。但今年什么都没有。只有雪，只有冰，只有那种让人骨头疼的冷。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条上挂满了冰凌，不是冬天积下来的，是昨夜新凝的。七月的冰凌，说出去没人信。但南桂城的人信，因为他们亲眼看着水缸里的水结了冰，看着屋檐下又垂下了冰锥，看着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浓雾。
太医馆后院的凉亭早就不能待了，四面漏风。九个人挤在前厅里，门窗用棉被堵死，炭盆烧了三个，但热气还是攒不住。湿冷像无数只无形的手，从地板缝里、从墙缝里、从门缝里伸进来，抓住人的脚踝、手腕、脖颈，把体温一点一点地抽走。
三公子运费业裹着两床棉被，靠在椅背上，手里拿着一只烧鹅腿。烧鹅腿已经凉了，油脂凝固成白色的硬块，但他舍不得扔。他已经好几天没吃到热乎的东西了，不是没柴烧，是不敢烧。柴火要省着用，这个冬天还不知道要熬多久。他把烧鹅腿凑到嘴边，咬了一口。肉冻得硬邦邦的，像嚼冰碴子，嚼了几下咽下去，胃里凉飕飕的。
“这天真是邪了门了，”运费业把烧鹅腿放下，搓了搓手，“七月了，还这么冷。去年七月我都穿单衣了，今年还得裹棉被。”
耀华兴坐在他旁边，手里捧着一个暖壶，暖壶里的水早就凉了，但她舍不得放下。她的手上生了冻疮，手指肿得像胡萝卜，红得发紫。“别说了，越说越冷。”
葡萄氏·寒春搂着妹妹林香，两人挤在一把椅子上，盖着同一床棉被。林香的病好透了，但身体还是比从前弱一些，怕冷怕得厉害。她把脸埋在姐姐怀里，闷闷地说：“姐姐，七月为什么会这么冷？”
寒春轻轻拍着她的背，没有回答。她答不上来。她读过书，知道四季更替的道理。但今年的天，不讲道理。
公子田训坐在桌前，手里拿着那本账册，翻来翻去已经翻了很多遍。粮食还能撑一阵子，但要是这天气再冷下去，就不好说了。他合上账册，揉了揉太阳穴。最近总是头疼，不是生病，是睡不好。演凌就在城外，随时可能闯进来，他睡不着。
红镜武蹲在墙角，双手拢在袖子里，鼻尖冻得通红。他的“先知”最近也不灵了，连他自己都懒得吹了。红镜氏安静地坐在哥哥旁边，手里叠着一块手帕，叠了拆，拆了叠，手指冻得不太灵活，每折一下都要用指甲去压布边。
赵柳站在门口，背靠着门板，短刀放在膝上。她的眼睛盯着门缝，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巡逻士兵的脚步声、风声、雪粒打在门板上的沙沙声。她能听到更远的地方，城墙根下有人在踱步。不是巡逻的士兵，是一个人，来来回回，像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他还在。”赵柳的声音很轻。
心氏坐在角落的阴影里，膝上放着魔方，没有转，手指搭在方块上，像是在感受木头的温度。她闭着眼睛，但耳朵在动。她能听到演凌的脚步声，从城墙东头走到西头，又走回来。走得很慢，很重，像每一步都踩在泥潭里。她已经听了一上午，他没有停过。
南桂城北门的城墙根下，刺客演凌来回走着。他的五层棉衣已经被雪水浸透，外面结了一层薄冰，走起来嘎吱嘎吱响。脸肿着，额头上的伤口结了痂，但左眼还是有点睁不开。手背上的冻疮痒得厉害，他不挠，怕破了感染。
他从早上走到现在，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来回。不是不想停下来，是停下来就冷。走起来好歹能暖和一点。他不是不想进去，是进不去。城门关了，城墙加固了，缺口堵死了，连个缝都没有。他试着爬过，摔了下来，又爬，又摔。
他停下来，靠着墙根，仰头看着城墙上面。那里站着士兵，握着长矛，缩着脖子，跺着脚。他们看着他，他也看着他们。没有人说话，风从北边刮来，卷起地上的雪粒，打在脸上像针扎。他闭上眼睛，脑子里乱成一团。
他想进去。进去了又怎样？抓人？抓到了又怎样？换赏钱？换了赏钱又怎样？他还是一事无成。他不是在跟自己较劲，是在跟命较劲。他睁开眼，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细雪。雪粒很小，很密，落在脸上很快就化了。
城墙上，运费业趴在墙垛上，探出半个脑袋，看着城墙根下那个来回走动的人影。他已经看了一刻钟了，看得心里发堵。
“他还在下面。”运费业说。
耀华兴走过来，也探出头看了一眼。“他走了多久了？”
公子田训说：“一上午了。没停过。”
林香拉了拉姐姐的袖子：“姐姐，他会不会冻死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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