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头一看，见不知何时旁边站立一人，身着中式棉质靛蓝色长衫，长度及踝，袖口宽松，领口为立领，纽扣为布制盘扣，内穿西式剪裁的白色棉布衬衫，袖口翻折。下身着深色宽松棉布长裤，裤腿略收口，脚穿黑色低帮皮靴，鞋面沾满黄土。头戴西式浅棕色软呢礼帽，帽檐略显破旧。瘦削的颧骨像被河西走廊的风沙削出棱角，苍白皮肤泛着高原日照的淡红。眼窝深陷，灰蓝色瞳孔显得清冷，右眉骨处一道浅疤隐入帽檐阴影。栗色络腮胡修剪成短刷状，类似兰州回商样式，胡茬间夹杂几缕姜黄卷毛。鬓角汗湿的碎发黏在圆框眼镜的铜丝脚架上，镜片似有磨损。黄铜怀表链垂于长衫外。却是一个半中式打扮的白人模样。
此人见王月生用流利的英语回答自己，显得有些兴奋，不自觉地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见王月生愕然地望向他，赶紧微微躬身用中文说道“乔治·安德鲁（George Andrew），英国内地会（CIM）在此间的传教士”。
王月生连忙起身致礼，恭敬地请其坐下。倒不是因为这位安德鲁外国人的身份，而是他所说的英国内地会CIM实在是晚清外国在华传教士中的一股清流。英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CIM）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65年创立，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传教组织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将福音传到中国内地”，尤其是未被其他传教团体触及的偏远地区。戴德生提出“为了中国，我可以做任何事”（"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I’d give them all for China"），强调文化适应与自我牺牲精神。
他们的特点是文化适应性强，传教士穿中国服饰、留辫子、吃本地食物，以消除文化隔阂。以虔诚心传教，不依赖固定资金，仅通过自愿捐赠维持运作，传教士需签署“不募捐”承诺。勇于上山下乡，优先进入中国内陆省份（如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而非沿海通商口岸。不理教派纷争，接受来自不同基督教派的传教士，注重合作而非教义分歧。
后世历史上，至1900年，内地会已在18个省份建立传教站，深入云南、甘肃等边疆地区。主要活动有开办诊所，如贵州安顺的“福音医院”），用西医治疗吸引民众；设立学校，如四川保宁的“天道学校”，教授读写与基督教义；翻译并分发方言版《圣经》，如苗语、傈僳语版本，适应少数民族需求。在历史上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如推动现代教育与医疗进入内陆，改善部分地区公共卫生；记录中国边疆民族语言与文化，为人类学研究提供资料。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内地会是受冲击最严重的传教组织之一，据记载至少58名内地会传教士及数百名中国信徒被杀，包括妇女和儿童。比如1900年7月，山西巡抚毓贤处决44名内地会传教士，包括儿童。同年陕西汉中传教士及信徒被围困后杀害，教堂被焚毁。同时期甘肃部分州县爆发教案，但兰州因总督弹压未出现大规模杀戮，安德鲁等人幸存至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内地会迅速恢复传教活动。利用赔款重建教堂、学校和医院；加强与中国地方官员的关系，争取传教合法性；调整安全策略，部分传教士携带武器自卫，尽管与内地会早期理念冲突。其文化适应策略为后世传教组织（如新教差会）树立标杆。义和团期间的殉道者成为西方基督教界的英雄，激发更多传教士赴华，间接推动内陆地区接触西方科技与思想，但亦被视为文化侵略代表。
王月生深入了解过这个教派，因为他深知在自己整体计划的前期阶段，想完全避开外国教会的干扰是不可能的，反倒是如果利用好了这个因素，可以通过他们做很多中国人做不了、官府不敢管的事。行事乖张的天主教只会起到副作用，那些深受自己国家影响的基督教派也是提防的对象。挑来挑去，这个内地会是比较理想的合作伙伴。没想到在这里用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建立了联系。
安德鲁见王月生听到自我介绍后半晌无语，以为对方不了解自己这边各种教派的情况。这在中国实在是太正常了，不要说自己这些洋教，就是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又有多少中国人能弄清楚他们内部各种派别呢。于是改回英语道，“鄙人前年来此，在南关建了个小教堂，兼办识字班，信徒已近百人。”话语间颇为自豪。因为他相信一个可以自如阅读英文报纸并用英语与自己流利交谈的中国人，一定是有很强的国外背景，应该理解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大西北内陆省会城市，尤其是一个佛教和伊斯兰教盛行之地，短短两年就发展了近百教徒是一个多么令人鼓舞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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