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王月生安排的活动生效之时，后世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二人在根据王胜的只言片语展开头脑风暴。当然，在座的不止他们两位，其他相关部门的代表和文保专家济济一堂。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按照对象说的千字文排序的话，犊字对应的应该是836”。
“也就是说，你们怀疑有836箱宝物”，文物学泰斗陈老摘下眼镜擦了擦，继续道，“836箱啊。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可能我们文保系统以外的同志不是很清楚。这么说吧，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装箱转运活动，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当时国民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从1933年开始，把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打包装箱，先南下上海，然后转到南京，七七事变后分南、中、北三路西迁，分别到四川的巴县、乐山和成都。这次是多少箱呢？2118箱。为这些文物的转运和收藏，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说，动员了多少部门和地方不说，单说说他们的保存，先是在南京专门修建了朝天宫保存库，在四川也是征用了很多房产。这次的836箱，至少相当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三分之一的规模，如果是在清末那种动荡的环境中，仅凭个人或者家族的力量，没有官府的协助，是如何完成的，我个人难以想象”。
“对象有没有具体说明宝物的大致情况呢？比如，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贵金属，还是艺术品？”兄弟部门的L代号代表发言。
“对象关于内容的描述只有“彼之弃履，我之宝物”这八字说明”，当事人冯小姐回答。
“如果单纯从字面解释的话，结合对象老祖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是当时敦煌藏经窟或者克孜尔千佛洞内的可移动文物呢？比如王月生只砌墙保存了那些拿不走的壁画，而其他的......我只是说其中一种可能性啊，没有对王月生前辈不敬的意思。而且敦煌藏经窟里的发现迄今没有公布，我只能大胆假设”。地方志专家李研究员表示。
“李研究员的假设很有启发”，历史学家张教授接话，“既然大胆假设，那么我也提出一种可能性。大家知道后面发现了光绪皇帝的圣旨碑。能否假设王月生当时是秘密受命以民间方式保护固定文物而转移可移动文物，然后，嗯，就像何彦升截留敦煌卷子”。见不少参会的人一脸迷茫，想起在座不少不是文物或历史圈内人士，只好硬着头皮解释。
原来历史上1907年和1908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先后从敦煌莫高窟骗购了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了部分敦煌珍本，引起了学界的震动。罗振玉等学者得知敦煌莫高窟仍有大量文物后，立即上书清政府学部，要求保护剩余文物。1910年，清政府学部电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将敦煌莫高窟剩余文物押运至北京。何彦升派出押解委员傅宝华负责押运，但押运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文物丢失和损坏。
文物在运输途中经过酒泉、张掖、永登等地，每到一处都有官员和地方人士盗窃文物。文物运抵北京后，何彦升并未立即上交，而是将文物运至自己家中，与儿子何震彝、岳父李盛铎等人私自截留了大量文物。为了凑足数量，他们甚至将一些较长的卷子撕成两半。众人听了面面相觑。
“也有可能是金村文物案那样的”，另一位文物学者表示。看还是有人迷惑的样子，不用提醒就介绍了起来。洛阳金村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是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周王室的贵族墓葬群所在地。1928年，因连续暴雨导致地层塌陷，金村地下的大型墓葬群暴露。墓中陪葬品异常精美，包括青铜器、玉器、漆器等。从1928年至1932年，持续近5年的时间里，当地村民最初因墓葬塌陷发现文物，后发展为有组织的盗墓活动。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美国古董商华尔纳（Langdon Warner）等人主导收购，勾结中国文物贩子系统性盗掘。外国古董商按墓葬“包坑”付款，村民将整座墓中器物挖空。共盗掘8座东周王族大墓，推测为周景王、周敬王等王室成员墓，出土文物超过5000件。
流失文物已公开的如青铜器中的错金银礼器，如“令狐君嗣子壶”、编钟、兵器等，工艺精湛；玉器有战国龙形玉佩、组玉佩等，部分玉器刻有铭文；彩绘漆器、陶俑等，因保存难度大，多数损毁或流失。这些文物基本流入了欧美博物馆，如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怀履光主导，藏金村文物超2000件、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哈佛艺术博物馆等。日本私人藏家如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购得大量金村文物。国内留存极少，仅少量残片存于洛阳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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