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俊彦识真龙，仗策河北建首功。
平河东收千仓粟，佐光武复九州同。
帷幄谋深压众将，云台名首冠群公。
莫道开国唯骁勇，千古谁及邓仲华。
列位，这一章要讲的，是被列为“云台二十八将”的首位的邓禹，邓仲华。
话说西汉自武帝之后，历经昭、宣二帝的短暂中兴，到了元、成、哀、平四朝，国力已是江河日下。外戚专权成了难治的顽疾，王氏家族把持朝政，到了王莽这一代，更是直接撕下“辅政”的面具，篡汉自立，改国号为“新”。这位王莽，自小熟读儒家典籍，满脑子都是“复古改制”的理想，可偏偏缺乏治国的实操能力——他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看似利民，实则成了祸民的根源。
先说币制改革，短短几年间，王莽先后推出“刀币”“布币”“五铢钱”等十余种货币，且新旧货币兑换比例混乱，百姓手里的旧钱一夜之间变成废纸，不少商人家产散尽，只能沿街乞讨。再看土地政策，他下令将天下私田收归“王田”，按人头重新分配，可执行起来却成了豪强掠夺小民土地的工具——地方官与豪强勾结，把贫瘠的荒地分给百姓，肥沃的良田却据为己有，无数农户失去生计，只能背井离乡，沦为流民。更糟糕的是，新朝初年，天灾接连不断：关东地区先是大旱，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接着又闹蝗灾，飞蝗过处，连树皮都被啃得一干二净；南方则洪水泛滥，长江、淮河决堤，淹没了无数村庄，百姓只能躲在高地，以草根、观音土充饥。
这般天灾人祸叠加，天下百姓再也无法忍受。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绿林山率先爆发起义，王匡、王凤率领流民反抗官府，因义军多藏于绿林山中，故号“绿林军”；地皇二年（公元19年），青州、徐州一带又兴起“赤眉军”，首领樊崇为了区分义军与官军，让部众都把眉毛染成红色，这支队伍专打官府粮仓，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很快就聚集了数十万之众。除了这两支大军，各地豪强也纷纷拥兵自重：陇西的隗嚣占据天水，巴蜀的公孙述称帝建号，淮南的李宪割据一方——昔日一统的汉家天下，转眼就被切割成数十块，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汉家四百年的基业，眼看就要在这场乱世中灰飞烟灭。
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一位皇族子弟，正悄然积蓄着力量，他便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南阳蔡阳人刘秀。刘秀的祖上虽为诸侯王，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只做了个南顿县令，且父亲早逝，刘秀自幼便跟着叔父刘良生活，日子过得与普通农户相差无几。他早年性子温和，甚至有些木讷，不像兄长刘演那般慷慨激昂、好结交豪杰，反而喜欢下地种田，还曾凑钱去长安太学求学，整日抱着《尚书》啃读，同窗们都笑他“没出息，只会种庄稼、读死书”。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庸”的人，日后会成为收拾残局、重建汉朝的光武帝。
而最早看出刘秀“潜龙本质”的，便是邓禹。邓禹出身南阳新野的书香门第，父亲邓训虽未做官，却以学识和品行闻名乡里。邓禹自小就显露出过人的聪慧，三岁识千字，五岁能背《论语》，十三岁时已将《诗经》读得滚瓜烂熟，当地乡邻都称他为“邓神童”。为了让他有更大的出息，父亲在他十四岁那年，变卖了部分家产，送他去长安太学深造——也就是在这里，邓禹与刘秀相遇，开启了两人一生的君臣缘分。
当时刘秀在太学里并不起眼，他穿着粗布衣衫，说话轻声细语，上课从不主动发言，下课了也不跟同窗们喝酒玩乐，要么去书市淘旧书，要么就待在宿舍里整理笔记。可邓禹却偏偏注意到了这个“不起眼”的同乡，他常常主动找刘秀聊天，从经书义理聊到天下大势，从家乡风物聊到民生疾苦。在一次次交谈中，邓禹发现刘秀看似温和，实则胸有丘壑：聊到经书时，刘秀不只会死记硬背，还能结合时政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谈及《尚书》中的“民为邦本”，他会感叹“如今百姓流离，君王若不知恤民，亡国不远矣”；聊到天下大势时，刘秀虽不直言反莽，却能精准指出王莽政策的弊端，比如分析币制改革时，他说“货币者，流通之物也，频繁改易，犹如断江河之流，百姓安能不困”。
更让邓禹心生敬佩的，是刘秀的品性。有一次，太学里一位同窗家中遭灾，没钱缴纳学费，眼看就要被逐出太学，刘秀得知后，悄悄把自己省下的生活费送给了这位同窗，还叮嘱他“莫要声张，只当是借你的”；还有一次，同窗们结伴去郊外游玩，遇到流民乞讨，其他人都避之不及，唯有刘秀停下脚步，把随身携带的干粮全部分给流民。这些情事，让邓禹越发坚信：刘秀绝非池中之物，他有仁德之心，有洞察时局的眼光，更有隐忍待发的定力——这样的人，一旦遇到时机，必能成就一番大业。从那以后，邓禹便把刘秀当作“明主”看待，平日里常与他探讨治国用兵之道，暗地里也开始留意天下人才，想着将来能辅佐刘秀成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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