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汉政权的建立，源于西晋末年的流民之乱。公元304年，氐族首领李特率关中流民在四川起兵反晋，死后其子李雄称帝，建立“成汉”，定都成都。到桓温时期，成汉已传至第四代皇帝李势。李势是个典型的昏君，《晋书·载记第二十一》记载他“骄奢淫逸，不恤国事”，不仅沉迷酒色，还纵容宗室大臣互相倾轧——当时成汉的朝政，被李势的弟弟李广、大臣马当、解思明等人把持，官员贪腐成风，军队疏于训练，巴蜀百姓怨声载道。这样的政权，在桓温眼中，无疑是“待宰的羔羊”。
可即便如此，东晋朝廷对“伐蜀”仍持反对态度。原因有二：一是“地理险恶”——从荆州到巴蜀，需经三峡天险，山路崎岖，水运艰难，补给线长达数千里，一旦粮草断绝，军队必败；二是“风险过高”——荆州是东晋的西南屏障，若桓温伐蜀失败，荆州兵力空虚，不仅巴蜀会趁机反扑，北方的胡人政权也可能南下，东晋将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当时朝廷中，除了桓温的参军袁乔，几乎所有大臣都反对伐蜀，连宰相何充都直言：“温虽有勇，然蜀道险远，恐难成功，万一失利，社稷危矣。”
但桓温向来是“谋定而后动，不随众议”。他早已暗中派人勘察蜀道，了解成汉的兵力部署，并制定了“闪电战”的战术——以精锐部队快速突破三峡，直捣成都，不给成汉反应的时间。公元346年冬天，桓温未等朝廷正式批复，便以“袁乔为前锋，周楚、孙盛为参军”，点选一万精兵，从江陵出发，沿长江而上，开启了伐蜀之战。
这是一场豪赌——一万精兵，对抗一个立国四十三年的政权；一条险远蜀道，承载着桓温的仕途与东晋的西南安危。
桓温的“闪电战”战术，很快便显现出效果。大军从江陵出发后，昼夜兼程，沿长江穿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沿途的成汉守军，大多因“猝不及防”而弃城投降。比如成汉的建平太守杨谦，原本驻守巫峡口，见晋军来得迅猛，未战先降；接着，晋军又攻克了涪陵（今重庆涪陵）、德阳（今四川遂宁），短短两个月，便打到了成都城外的“笮桥”（今四川成都南部，当时是成都的南大门）。
直到此时，李势才如梦初醒，慌忙调集成汉的全部兵力——约三万大军，在笮桥摆开阵势，欲与桓温决一死战。笮桥之战，成汉军队占据“主场优势”：一方面兵力是晋军的三倍，另一方面成汉士兵多为巴蜀本地人，熟悉地形，且知道“成都破则国亡”，因此战斗一开始便打得格外凶猛。
晋军前锋部队很快便陷入劣势——前锋将领龚护战死，士兵伤亡惨重，流箭甚至射到了桓温的马前。晋军士兵开始慌乱，有些将领甚至向桓温建议：“将军，敌众我寡，且我军深入敌境，不如暂退，再图后计。”
关键时刻，桓温展现出了“枭雄本色”。他拔出佩剑，指着后退的士兵，厉声喝道：“我军千里而来，为的就是今日一战！谁敢后退，先斩谁！”接着，他转头对袁乔说：“敌军虽多，但阵型散乱，且军心不稳。你带五百精锐骑兵，从侧翼绕到敌军中军，突袭其指挥中枢，只要打乱他们的阵脚，我军必胜！”
袁乔领命，立即挑选五百骑兵，趁着战场混乱，悄悄绕到成汉军队的侧翼。当时成汉军队的中军，正由李势亲自坐镇，士兵们见皇帝在阵中，本还有几分斗志，可当袁乔的骑兵突然发起冲锋，喊杀声震天动地时，成汉士兵顿时慌了——他们以为晋军来了援军，纷纷四散奔逃。
桓温见状，立即下令总攻。晋军士气大振，跟着袁乔的骑兵冲过笮桥，一路追杀，直逼成都城下。李势看着溃逃的士兵，听着城外的喊杀声，知道大势已去。他选择了古代帝王投降的最高规格——“肉袒面缚，舆榇自归”（光着上身，用绳子绑住自己，让人抬着棺材），亲自到桓温的军营前投降。
公元347年，成汉灭亡。桓温以一万精兵，灭了一个立国四十三年的政权，将四川、云南、贵州的大片土地重新纳入东晋版图。消息传到建康，满朝文武震惊不已——他们没想到，这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真的能完成“伐蜀”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朝廷不得不对桓温加官进爵：封他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爵临贺郡公，允许他“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从此，桓温不仅掌控了荆州，还掌控了巴蜀、梁州等西南地区的兵权，成了东晋最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平蜀只是桓温成就“大业”的第一步——要想真正掌控东晋的权力，还需完成一件更能牵动人心的事：北伐。
北伐，是东晋士民心中的“执念”。自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中原沦陷于胡人之手后，“王师北定中原日”便成了无数汉人百姓的期盼。而对东晋的权臣来说，北伐更是“积累声望、攫取权力”的最佳途径——只要北伐有成绩，便能被视作“民族英雄”，获得士民的支持，进而压制其他门阀，掌控朝廷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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