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袍映雪破云巅,七千锐旅扫幽燕。
三十二城皆俯首,洛阳城外凯歌传。
不恃弓马凭仁勇,善抚军士固军坚。
梁室名将垂青史,千载犹思陈庆之。
列位,这一章咱们要讲的这位人物,堪称南朝军事史上的“异数”——他没有百步穿杨的箭术,也没有策马奔腾的骑技,《梁书》里说他是“射不穿札,马非所便”,可就是这样一位看似“不擅武事”的将领,却能率领七千白袍健儿,在北魏腹地杀得七进七出,他便是梁武帝麾下的“永兴县侯”,陈庆之。
咱们说的南朝梁,始于公元502年,开国皇帝萧衍——也就是梁武帝,早年可是个实打实的“英主”。他本是南齐的贵族子弟,精通经史,又懂兵法,南齐末年朝政混乱,萧宝卷(南齐东昏侯)暴虐嗜杀,萧衍趁机起兵,一路从襄阳打到建康(今南京),推翻南齐建立梁朝。登基初期,萧衍勤于政事,每天天不亮就上朝,到了深夜还在批阅奏章;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甚至亲自到田间视察庄稼;文化上更不用说,梁朝的诗文、书法、绘画都达到了南朝的顶峰,史称“天监之治”。可到了晚年,萧衍逐渐沉迷佛教,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要大臣花上亿钱把他“赎”回来,朝政慢慢松弛,军备也日渐废弛。
而北方的北魏,情况更复杂。北魏本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孝文帝拓跋宏推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让鲜卑贵族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一度让北魏成为北方霸主。可到了公元523年,一场“六镇起义”彻底摧毁了北魏的根基。所谓“六镇”,是北魏为了防御柔然,在北方边境设立的六个军镇(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等)。早年的六镇将士地位尊崇,可孝文帝汉化后,朝廷重心南移,六镇将士逐渐被边缘化,待遇越来越差,最终忍无可忍,爆发起义。起义虽被镇压,却让北魏陷入“军阀割据”的乱局——契胡首领尔朱荣趁机崛起,他率领精锐骑兵镇压起义,收编了葛荣、鲜于修礼等起义军残部,手握数十万重兵,掌控了北魏朝政,连皇帝都成了他的傀儡。
一边是南方梁朝“外强中干”,一边是北方北魏“内乱不止”,正是这样一个“南北失衡、烽烟四起”的时代,给了陈庆之崭露头角的机会。
陈庆之生于公元484年,这时候还是南齐永明二年。关于他的出身,史料里没太多记载,只知道他不是世家大族——南朝讲究“门阀制度”,像王、谢、袁、萧这样的大家族,子弟一出生就有官做,可陈庆之早年只能靠“依附权贵”谋生。他十几岁时就投靠了当时还是南齐雍州刺史的萧衍,做了萧衍身边的“主书”——也就是负责整理文书、传递消息的小官。
别看这官小,陈庆之却做得极为用心。萧衍喜欢下棋,而且下起棋来不分昼夜,常常一局棋从清晨下到深夜,身边的侍从要么困得打盹,要么心不在焉,唯有陈庆之,不管萧衍下到多晚,始终端坐在旁,随时准备记录棋局、传递棋子,而且从不出错。萧衍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曾对大臣说:“庆之在吾左右,凡十有馀载,每见吾棋,未尝有倦色,其谨厚如此。”
除了陪棋,陈庆之还常帮萧衍处理一些“棘手小事”。比如南齐末年,萧衍要拉拢雍州的地方豪强,可这些豪强各有心思,有的怕萧衍夺权,有的想趁机要价。有一次,一个叫韦睿的豪强(后来也是梁朝名将)迟迟不肯表态,萧衍派了几个使者去,都被韦睿以“病中”为由挡了回来。陈庆之主动请缨,他没直接去找韦睿,而是先去了韦睿的家乡,了解到韦睿最看重的是家乡百姓的赋税问题,于是回来后给萧衍提建议:“韦公非不愿归,恐我军入境后,扰其乡邻。若陛下能承诺‘凡雍州豪强属地,三年免征赋税’,韦公必来投。”萧衍采纳了这个建议,韦睿果然很快就率领部众归附。这件事让萧衍意识到,陈庆之不仅“谨厚”,更有“识人之明”和“处事之智”。
公元502年,萧衍称帝,建立梁朝,陈庆之因“早年追随之功”,被授予“奉朝请”一职。这是个从七品的闲职,主要负责参加朝会、侍从皇帝,没有实际权力。很多人觉得陈庆之会就此“混日子”,可他却把这个“闲职”当成了“学习机会”——每次朝会,他都认真记录大臣们讨论的军政大事,尤其是关于北方战事的议论;退朝后,他就躲在书房里研读《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还常常画地图,模拟南北边境的战事。有人嘲笑他:“庆之不过一奉朝请,操的哪门子将帅心?”陈庆之却不辩解,只说:“天下未定,我辈当为社稷分忧,岂能因职小而懈怠?”直到公元525年,陈庆之已经四十一岁,才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领兵机会”。
这一年,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因不满尔朱荣专权,举州降梁。梁武帝想派自己的儿子——豫章王萧综去徐州接管封地,可徐州地处南北交界,是军事重镇,北魏肯定会派兵来夺,必须派一个可靠的人率军护送。满朝文武,要么是出身门阀、不懂军事的纨绔子弟,要么是年老体衰、不愿远行的老将,萧衍想来想去,突然想起了那个“谨厚多智”的陈庆之,于是下旨:任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率领两千士兵,护送萧综前往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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