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死，是吴国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国之柱石倒下，伯嚭彻底掌控了吴国朝政，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收受越国贿赂，故意隐瞒越国备战的消息。而夫差则在伯嚭的奉承与西施的美色中愈发昏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北上伐齐的战争中，吴国的国力在连年征战中逐渐消耗殆尽。
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越国经过十年的积累，国力已远超吴国。此时的吴国因多次北上伐齐、伐晋，将士疲惫，国库空虚，且夫差刚在艾陵之战（公元前484年）击败齐国后，又在黄池之会（公元前482年）与晋国争夺霸主之位，国内防御极为空虚。勾践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亲率越军主力，大举伐吴。
战前，勾践再次派人给伯嚭送去重金，让他“在夫差面前隐瞒越军动向，拖延吴军备战时间”。伯嚭收了钱财，果然对越国的军事行动视而不见，甚至在夫差询问“越国是否有异动”时，还谎称“越国不过是例行操练，大王不必多虑”。直到越军渡过钱塘江，逼近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夫差才得知消息，仓促率军南下迎战。
两军在笠泽（今江苏吴淞江）隔江对峙。勾践采用范蠡的计策，将越军分为三路，趁夜擂鼓佯攻，制造全线出击的假象。夫差误以为越军要三面夹击，急忙将吴军主力分兵抵御。就在吴军兵力分散之际，勾践亲率中军精锐，趁夜色从吴军两路之间的薄弱地带强渡笠泽，直插吴军大营。吴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越军趁机发起猛攻，吴军大败，死伤惨重。
笠泽之战后，吴国主力尽失，从此一蹶不振。夫差被迫退守姑苏城，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考虑到吴国仍有一定实力，一时难以攻克姑苏，便暂时答应了求和，撤军回国。可此时的吴国，早已不是越国的对手——伯嚭依旧在朝堂上作威作福，收受越国贿赂，对吴国的危局毫无对策；夫差则沉浸在战败的沮丧中，反而更加信任伯嚭，认为他“对自己忠心耿耿”。
伍子胥生前的预言，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吴国的朝堂上，再也没有像伍子胥那样敢于直言进谏的贤臣，只剩下伯嚭这样的奸佞之臣；吴国的军队，再也没有往日的雄风，只能在姑苏城中苟延残喘。而越国则在勾践的带领下，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等待着彻底灭亡吴国的时机。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勾践认为灭吴的时机已到，再次亲率越军伐吴，将姑苏城团团围困。这一次，越国再也没有给吴国任何喘息的机会——越军切断了姑苏城的粮草供应，日夜攻城，吴国军民陷入绝境。
夫差多次派人向勾践求和，甚至表示愿意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入越为奴。勾践起初有些动摇，范蠡却极力劝阻：“大王卧薪尝胆二十年，就是为了今日灭吴。若今日放夫差一马，他日吴国卷土重来，越国将重蹈吴国覆辙！”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建议，拒绝了夫差的求和。
被困在姑苏城中的夫差，此时才终于醒悟过来——他意识到自己错信了伯嚭，错杀了伍子胥，错放了勾践，正是自己的昏庸与伯嚭的奸佞，将吴国推向了灭亡的深渊。他派人找来伯嚭，怒斥他“收受贿赂，欺君误国，致使吴国灭亡”，下令将伯嚭处死。
伯嚭直到临死前，还在为自己辩解，声称“自己对吴国忠心耿耿，从未背叛大王”。可他的辩解，在吴国灭亡的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这位从楚国逃来的贵族，凭借着权谋与贪婪，在吴国身居高位二十余年，最终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他的死，既是对自己贪腐行为的惩罚，也是对吴国覆灭的陪葬。
伯嚭死后，夫差在姑苏台自缢身亡。临死前，他用衣袖遮住自己的脸，哀叹道：“我没有脸面去见伍子胥啊！”随着夫差的死去，曾经称霸东南的吴国，彻底灭亡。勾践率领越军进入姑苏城，将吴国的土地、人口纳入越国版图，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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