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策看似公平，却严重触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当时的豪强地主大多是官僚、宗室子弟，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土地，怎会甘心将土地交出？于是，他们纷纷抵制王田制，要么隐匿土地数量，要么勾结地方官吏，继续兼并土地。而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供授田，所谓的“授田”不过是一纸空文。更糟糕的是，禁止土地买卖后，农民因天灾人祸需要变卖土地时，只能私下交易，一旦被官府发现，便会被冠以“违法”之名，轻则罚没财产，重则流放边疆。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下诏废除王田制，恢复土地买卖。这场历时四年的“土地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豪强地主借机疯狂掠夺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沦为流民，仅关中地区的流民就多达数十万。
与王田制同时推行的，还有“奴婢私属”政策。王莽规定，奴婢不得买卖，改称“私属”，禁止主人随意杀害奴婢。他试图通过这一政策，遏制奴婢数量的增长，体现“仁政”。
但现实同样打了他的脸。当时的奴婢大多是因贫困卖身为奴的农民，禁止奴婢买卖后，他们失去了脱离奴籍的机会，只能终身为奴。而对于奴隶主来说，他们虽不能公开买卖奴婢，却通过“赠送”“抵押”等方式，继续变相交易奴婢，官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讽刺的是，王莽自己的府中就有数百名奴婢，他从未想过释放这些奴婢——所谓的“奴婢私属”，不过是用来标榜自己“仁君”形象的工具。
为了稳定物价、增加财政收入，王莽效仿汉武帝的“均输平准”政策，推行“五均六筦”。“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负责调节物价：物价低于成本时，由官府按成本价收购；物价过高时，由官府平价出售，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六筦”则是将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开采、五均赊贷六项经济活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完全变了味道。王莽任命的“五均司市师”大多是富商大贾或贪官污吏，他们与地方豪强勾结，不仅不调节物价，反而故意抬高物价，然后以“平价”之名低价收购百姓的货物，再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而“六筦”的垄断经营，更是让百姓苦不堪言——盐价被抬高十倍，铁制农具质量低劣却价格昂贵，百姓买不起盐、用不起农具，只能忍饥挨饿。
更糟糕的是，王莽为了确保“五均六筦”的推行，规定凡违反政策者，轻则罚款，重则判处死刑。仅因“私贩盐铁”被处死的百姓，就多达数万人。百姓怨声载道，纷纷感叹“新朝不如旧汉”。
王莽在位期间，共进行了五次币制改革，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一次改革（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废除西汉的五铢钱，发行“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三种新币，其中“一刀平五千”的价值相当于五千枚五铢钱，而其实际重量仅为五铢钱的两倍。这种“虚值货币”的发行，本质上是对百姓财富的掠夺——百姓用五铢钱兑换新币，无异于被官府盘剥。
此后，王莽又多次更改币制，先后发行了“小钱直一”“么钱一十”“幼钱二十”等二十余种货币，货币种类繁多，换算复杂，百姓根本无法辨别。到了新朝末年，物价飞涨，一石米的价格高达二千钱，是西汉末年的数十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政的失败，让新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与此同时，天灾也接踵而至——天凤元年（公元14年），关中地区发生大旱，粮食颗粒无收；天凤三年（公元16年），长江流域爆发洪水，淹没大片农田；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范围内爆发蝗灾，蝗虫所过之处，庄稼尽毁。
天灾人祸之下，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天凤四年，荆州南阳郡（今湖北枣阳一带）的饥民聚集在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推举王匡、王凤为首领，发动起义，史称“绿林军”。绿林军提出“杀王莽，复汉室”的口号，得到了百姓的广泛响应，短短数月，起义军就发展到数万人。
王莽得知绿林军起义后，起初并未重视，认为不过是“小股盗贼”，只派了少量军队镇压。但绿林军战斗力极强，多次击败官军，甚至攻占了南阳郡的多个县城。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派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十万大军前往镇压。
官军抵达南阳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绿林军则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与官军展开决战，最终击败官军，廉丹战死，王匡逃走。经此一役，绿林军声威大震，各地起义军纷纷前来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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