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深知此事关乎生死,当即点头同意。他迅速调集自己掌控的禁军,与王守澄的兵力汇合,趁夜突袭皇宫。刘克明等人猝不及防,很快被击溃,刘克明投井自杀,绛王李悟被斩杀于宫中。乱局平定后,仇士良与王守澄共同拥立穆宗次子李昂(文宗)即位。此事过后,仇士良彻底跻身宦官权力核心,被任命为左神策军中尉,与王守澄(右神策军中尉)共同掌控了大唐最精锐的神策军。
文宗即位初期,对仇士良、王守澄极为感激,不仅加官进爵,还允许他们参与朝政。但随着时间推移,文宗渐渐发现,自己不过是宦官手中的傀儡:朝政由王守澄把持,官员任免需经他同意;神策军由仇士良掌控,宫廷守卫全凭其调度;甚至自己的日常活动,都会被宦官上报给仇、王二人。文宗不甘心做傀儡,开始暗中寻找能帮助自己摆脱宦官控制的大臣。
太和四年(830年),文宗提拔宋申锡为宰相,秘密命他策划除掉王守澄、仇士良。宋申锡暗中联络朝臣,试图组建反宦官联盟,却因行事不密,被王守澄的亲信察觉。仇士良得知后,立刻与王守澄商议对策——他们深知文宗猜忌心重,便决定从“谋逆”入手,诬告宋申锡“欲立漳王李凑(文宗之弟)为帝”。
太和五年(831年)二月,王守澄、仇士良带着伪造的“证据”(宋申锡与漳王的“往来书信”)面见文宗,声泪俱下地说:“宋申锡勾结漳王,意图谋反,陛下若不早做处置,恐有不测。”文宗本就对漳王的声望有所忌惮,见状信以为真,下令将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其亲信或杀或贬。这场未及实施的“除宦计划”,以大臣惨败告终。
宋申锡案后,文宗并未放弃除宦的想法。太和八年(834年),他联合了翰林学士李训与户部侍郎郑注:李训能言善辩,深谙权术;郑注精通医术,曾为文宗治病,深得信任。两人都对宦官专权不满,很快成为文宗的“心腹”。他们向文宗建议:“王守澄权势最大,仇士良虽与他共事,却早有嫌隙,可利用二人矛盾,先除王守澄,再图仇士良。”
文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太和九年(835年),文宗先升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同时削夺王守澄的“知枢密事”之职,将其调任“左卫上将军”——看似升职,实则剥夺了实权。仇士良明白文宗的意图,却并未推辞,他早已不满王守澄的独断专行,如今有皇帝的诏令,正好借机取代对方。
同年十月,文宗赐给王守澄一杯毒酒,迫其自尽。王守澄死后,仇士良成了宦官集团的新首领,可他也清楚,文宗的最终目标是所有专权宦官,自己不过是下一个“王守澄”。他暗地里命人日夜监视李训、郑注的动向。
李训、郑注见王守澄已除,便加快了除掉仇士良的步伐,制定了“甘露之变”的计划:先谎称左金吾卫衙门的庭院里降下“甘露”(祥瑞之兆),请文宗带领仇士良等宦官前往查看,再埋伏士兵将其诛杀。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计划正式实施。
当天清晨,文宗驾临紫宸殿,李训奏报:“左金吾卫庭中降甘露,是上天佑我大唐,请陛下前往观之。”文宗故作惊喜,命仇士良率宦官前往验证。仇士良带着十几名宦官来到左金吾卫衙门,刚走进庭院,便察觉异常:庭院里的“杂役”虽穿着粗布衣服,却个个身形健壮,不像普通杂役,更像行伍出身的士兵。
恰在此时,一阵风吹过,掀起了庭院里遮挡的幕布——幕布后,埋伏的士兵手持刀枪,赫然暴露。仇士良瞬间明白过来,大喊“有诈!”,转身便往外跑。守门的士兵想阻拦,却被仇士良身边的宦官推开,一行人连滚带爬地逃回紫宸殿。
回到殿中,仇士良一把抓住文宗的龙袍,将他拽到自己身边,厉声喊道:“陛下快走!李训谋反!”不等文宗辩解,便命宦官抬着文宗的御辇,往内宫方向狂奔。李训见计划败露,立刻命埋伏的士兵冲出,与宦官展开厮杀——紫宸殿前,刀剑碰撞声、喊杀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鲜血染红了台阶与栏杆。
仇士良一边护着文宗往内宫退,一边命人火速调集神策军入宫平叛。神策军士兵接到命令后,如狼似虎地冲进皇宫各衙门,按照“凡非宦官者,一律诛杀”的指令,对官员、侍卫、杂役展开屠杀。宰相王涯正在政事堂办公,被神策军士兵拖出,押至仇士良面前,未及辩解便被斩首;宰相贾餗、舒元舆,以及李训的亲信大臣,也先后被杀。
当天,长安城内血流成河,遇难的朝臣、士兵、平民多达数千人,史称“甘露之变”。经此一役,文宗彻底沦为傀儡,仇士良则完全掌控朝政——他不仅总揽神策军,还能随意任免官员,甚至可以当面斥责文宗。一次,仇士良因小事不满,当着大臣的面质问文宗:“陛下为何偏袒李训?难道忘了紫宸殿的事吗?”文宗吓得浑身发抖,竟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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