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瑛,字子玉,湖广蕲州人。洪武年间以国子监生入仕,历任御史、山东按察使,却因办案过于苛刻被贬;建文帝时,他虽重回官场,却始终未得重用,郁郁寡欢。直到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推翻建文帝登基,陈瑛因率先上表拥护,被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个掌管全国监察、弹劾百官的职位。此后数年,他以“靖难余党”为名,罗织罪名,株连无辜,数万人因他的弹劾而死,史称“瑛为都御史,专以搏击为能,建文诸臣,诛夷殆尽”。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在南京登基,改元永乐。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建文旧臣——那些曾效忠建文帝的官员,成了他的眼中钉。这时,朱棣启用陈瑛来主持“清算”。
朱棣召见陈瑛时,问他:“如今建文余党仍在朝中,若不严惩,恐生后患。你若任都御史,当如何处置?”
陈瑛躬身回道:“臣以为,治乱世当用重典。建文旧臣中,若有誓死不降、仍怀异心者,当诛之以儆效尤;若有虽降却私下议论陛下者,当贬谪流放;若有安分守己、愿为陛下效力者,可暂留原位,以观后效。”
这番话,说到了朱棣的心坎里,他当即任命陈瑛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还特批他“凡建文余党案,可先审后奏,不必事事请示”。拿到这个权力后,陈瑛第一时间就把矛头对准了建文朝的核心大臣——方孝孺。
当时方孝孺因为拒绝为朱棣草拟登基诏书,被朱棣下令打入天牢。陈瑛让人伪造了一封方孝孺与“建文旧部”的书信,信中写道“待时机成熟,当联络各地藩王,共讨朱棣”。朱棣看了书信,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方孝孺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可陈瑛还不满足,又奏请朱棣“族诛方孝孺”,理由是“方孝孺的亲友多为建文旧臣,若留之,恐为后患”。朱棣准奏,方孝孺的父族、母族、妻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全被处死,连他的学生、朋友都被牵连,流放者达数千人——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方孝孺案”,也是陈瑛主持“清算”的第一个大案。
方孝孺案后,陈瑛在都察院设立了“建文余党专审司”,专门负责搜罗建文旧臣的罪证。只要有人举报“某官曾为建文效力”,不管证据真假,陈瑛都会立刻派人将其逮捕入狱。为了让犯人“认罪”,他还发明了多种酷刑,比如“烙铁烙身”“灌铅水”,不少官员不堪折磨,只好屈打成招。
建文朝的兵部尚书齐泰,在朱棣起兵后曾率军抵抗,后来兵败逃亡,被燕军抓获。陈瑛审案时,齐泰坚称自己“只为保社稷,非为个人”,不肯认罪。陈瑛见状,下令对他用刑,还把他的儿子抓来,当着他的面严刑拷打。齐泰不忍儿子受苦,只好承认自己“谋反”。最终,齐泰被凌迟处死,他的家族也被株连,仅十岁以下的孩童被流放,其余人全被杀死。
同样被陈瑛构陷的,还有建文朝的太常寺卿黄子澄。黄子澄是“削藩”的主要倡导者,朱棣对他恨之入骨。陈瑛抓到黄子澄后,没有立刻定罪,而是先将他押到南京街头示众,让百姓扔石头辱骂他。示众结束后,陈瑛才开始审案,逼黄子澄写下“认罪书”,承认自己“蛊惑建文削藩,引发战乱”。黄子澄不肯写,陈瑛就下令“割其舌”,让他无法说话,最后还是让人代笔写下“认罪书”,将他凌迟处死。黄子澄的家族也未能幸免,株连三族,死者达数百人。
虽然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核心大臣已经被杀,陈瑛的“清算”却没有停止,反而从京城蔓延到了地方,从官员波及到了庶民。只要与建文帝A有过一丝关联,哪怕只是给建文旧臣送过一封信、当过一次幕僚,都可能被陈瑛定为“靖难余党”,招来杀身之祸。
永乐二年(1404年),陈瑛查到建文朝的礼部侍郎黄观,在朱棣登基后投江自尽,可他的家人还在安徽贵池老家。陈瑛立刻派人前往贵池,将黄观的妻子翁氏、儿子黄永逮捕入狱。翁氏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在狱中对儿子说:“你父亲是忠臣,我们不能辱没他的名声。”随后,翁氏带着黄永一起投水自尽。可陈瑛却不罢休,又下令搜捕黄观的族人,将他的叔伯、兄弟共二十余人全部处死,理由是“他们明知黄观‘谋逆’,却不举报,属同党”。
同年,苏州府有个名叫高启的诗人,曾在建文朝任翰林院编修,朱棣登基后,高启辞官归隐,专心写诗。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诗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的句子,朱瑛便认定高启是“借诗讽刺,怀念建文”。他当即下令将高启逮捕,押赴南京。高启在狱中辩解,说自己只是“咏史怀古,并无他意”,可陈瑛根本不听,奏请朱棣将高启“腰斩”——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将人从腰部砍成两段,让人在痛苦中慢慢死去。高启死后,他的朋友、学生中有三十多人被牵连,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死,苏州的文人圈子一时间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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